材料一　晚清财政左支右绌,不得不举债以纾财困。甲午战争前,黄遵宪等人呼吁“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遭到部分国人反对。他们认为,世界各强国都有举借公债的财政经历独我国向来只有鬻爵捐输,而无国家借债之习惯与经验”。他们从传统爱国伦理出发，呼吁政府可汇民众报国之心筹集内债。这影响了清廷中枢财政决策，清廷随即发行了爱国公债等多只内债。但是,清政府“未能立信用于国民,而于财币交易,尤多留不信之历史。就令激于公义,或加以强制”,最终募款寥寥,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

——据毕学进《“由外而内”:晚晴外债善恶之辩到内债思想萌生发端》

材料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亿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其中华东区分担45%，上海又占华东区的66.6%。针对人民群众对公债的疑虑，党和政府着重强调认购公债既兼顾国家发展，又充分照顾个人利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把公债宣传和1950年春节宣传结合起来,制定购买公债的口号和标语,开展以工商界带头认购、群团组织推动的认购竞赛。上海组建了市级、区级、办事处的公债推销的纵向组织,又按照行业成立了推销公债的行业组织。截至1950年8月,上海市共认购 29 968 956 分,较好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认购任务。公债的成功发行不但弥补了一部分财政赤字,也让新生政权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党成功地将经济治理与社会动员和政治认同建构在同一劝募网络之中,在实现从革命到建政和执政的平稳过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孔祥成等《从首笔国债发行看新中国初期中共的城市社会动员能力》

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