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临时政府北迁后，第一届责任内阁对外交人员的聘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改革由精通外文并且有着二十年外交经验的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主持，一改晚清权臣亲贵保荐的旧例，拒退未受专业训练、不懂外交、不习外语的被保荐者，驻外使馆和领事馆等机构外交人员一律由职业外交官充任。此次改革，外交部吸纳了大量法律出身、通晓国际法、拥有专业外交知识和技术、精通国际外交礼制、深谙西方社会与文化以及世界形势的职业外交人才。近代中国第一支职业化的外交队伍由此产生，外交部成为当时中国“官僚体制中心专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在这一原则主导下， 民国时期外交舞台上涌现了一批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官群体， 如顾维钧、 王正廷等。

——据林红玲《试论中国外交近代化与国民意识的觉醒》

材料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总裁宋子文在开幕典礼的致词中强调，中央银行直辖于南京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自成立起，便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并且特别规定财政部所辖各机关所有公款均应从其他银行转存中央银行，若须解缴税款，亦应交由中央银行汇解。中央银行以“铲除”在华国外银行的“恶势力”为由，分别训令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将关、盐税款（主要作为庚于赔款等的抵押）一律转存中央银行，从而较顺利地从外商银行收回了关、盐税款的保管权。虽然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但该行数次咨文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宣布中央银行钞票“无论缴纳赋税公款、清偿债务、各项买卖，一律通用”。另外，它昭告民众：中央银行钞票准备十足，持券人可在银行营业时间内，无限制地随时兑现金。1929年1月，中央银行又获得发行辅币券的专权，其他各银行均不得涉足。

——摘编自吴景平《宋子文与中央银行》

材料 当改革即将步入第六个年头之际，在地方督抚一再请求催促下，恭亲王奕䜣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上折，正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一个月后，恭亲王再次上书。煞费苦心地预估朝野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逐一加以辩驳。然而，此折一出，引发了轩然大波。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极力反对选拔正途人士学习天文算学，但毕竟张盛藻人微言轻，便快被朝廷断然否决；年月后，倭仁也上书坚决反对，并得到同僚的声援。几番角逐，倭仁终以丢失要职的代价从漩涡中解脱出来，这样的结局，实际上是两宫平衡双方政治势力的考量。然而天文算学馆第一次招生时，“正途投考者寥寥”，出于无奈，只好将正杂各项人员一律收考。总计报考者才98名，至考试当天又有26人缺考，最后仅从72名考生中勉强录取30人。开馆半年后，天文算学馆通过例考淘汰了20名“学经半年竟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可怜的十人，所谓的天文算学馆已是徒有其表，名存实亡。

——摘编自包头目报《洋务运动——一场被派系之争打乱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