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晏阳初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在农民的教育。1926年晏阳初与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晏阳初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1936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步步逼近，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晏阳初曾试图游说蒋介石为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但是由于内战的因素而遭到蒋的拒绝。

——《宴阳初传》

1916年4月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巡按使，处于“资力之薄弱，国家债务费比例之庞大”的不利局面中。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混乱局面，张作霖颁布《收销各县私贴章程》《查收私贴考成办法》，下令取缔各类杂币私贴在奉天省流通，提高了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的地位，取消殖边银行、华富银行、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实行统一的奉票货币，整顿金融市场，稳定财政秩序，维持奉票的信誉，保证奉票的垄断地位；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扩大农业生产，扩大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此外，张作霖还下令将奉天省内的矿山开采权完全收为官营，又废止了严重亏损、将来没有收益希望的官营事业，经营不善的官有财产，如有归民经营必要的，尽快归民管理，减少损失，开源节流。通过这些整顿，不仅克服了财政危机，改变了金融混乱的局面，还一度出现“仓廪足，治安宁”的景象。张作霖时期奉天省财政金融整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张作霖在财政金融形势好转后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毁掉了可喜的改革成果，盲目实行高税收的财政政策，使城乡居民税负沉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奉系军阀的贪占使公财大量被转化为个人的私财，公共资金大量流失。奉系军阀的财政、金融改革失败了。继任者张学良再度面临严重的金融和财政困境。

——改编自《张作霖时期奉天省金融财政整顿探析》

材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布新政变法开始。4月，清廷催促各省督抚大臣“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连上三折，此即《江楚会奏变三折》。第一折关于教育改革，涉及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奖劝游学等内容；第二折关于政治改革，大致包含改善用人行政政策、清除吏治腐败、改良司法、革除弊政等方面；第三折关于军事与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以实现国家富强，内容包括用西法练兵，学习西方近代农业技术，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等。江楚会奏的变法方案对清末的改革拟订了详细规划，得到朝廷嘉许并予以采纳。清末新政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据《张文襄公全集》等

材料   北宋进一步改革了医疗福利制度。设立翰林医官院为中央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官，政府要求这些机构“散药饵以救民”。医疗福利制度主要由政府建立，而宗族、邻里等组建的民间机构也发挥了辅佐作用。北宋医疗福利机构主要服务于皇族、官员、军人和处于贫苦状态的平民百姓。其中皇族、官员、军人享有较高水平和较为全面的医疗福利保障，而对贫民则通过安济坊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北宋还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病者利益不受侵害。王安石新法中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禁止不法商贩操纵药物，以假药、次药牟利坑害百姓。

——摘编自杜菁《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

材料   春秋时，齐管仲治国，士、农、工、商均“群萃而州处”，以便子承父业，取得了成功，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汉末大乱之后，如果照搬汉代征兵制，继续以小农户为主体组织国家军队，势必对自耕农经济的恢复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而，魏晋时主张效法管子治国者不乏其人。东汉田庄农民和豪强地主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汉末军阀多系豪强地主出身，曹操由一个普通军阀上升为国家统治者。曹魏国家军队也是由私兵升格而成。由此，曹魏以世兵制为主要集兵方式，其主要含义，一是兵民分离，二是兵家终生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形成一个以当兵为世业的职业兵阶层。此外，曹魏政权将士兵家属集中居住，严加控制，并按“保质”制度的惯例，担负起赡养兵士家庭的义务。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1076年初，宋神宗诏令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在京城开封开办“卖药所”，后称“熟药所”，习称“官药局”，制造成药向社会销售。官药局规定：成品药的包装，应外贴药品说明书及“和剂局记”的印记商标；药局必须昼夜有人轮流值班，以保证随时供应药物，凡因失职而影响了急症病家购药的，“杖一百科罪”；发现霉变及过时药品应予以废弃；遇有贫困或水旱疫病，要施给药剂等。官药局创立后，宋代出现了官营、民营并存的药业经营形式，市场“药价比之时值损三分之一”。1102-1106年，全国财政年收入6000万缗，京城官药局所属的5个惠民局门市，年上交40万缗，占0.67%。地方官府在总结防疫经验的基础上，也纷纷创设官药局。由于官药局按国家颁布的“局方”合药，客观上推广了医家及民间习用的一些有效方剂，普及了便于服用及保存的丸、散等成药剂型。

——摘编自唐廷猷《古代官药局五百年》等

材料   隋朝建立时，由于以前在门阀士族把持地方政权的情况下，州主簿、郡功曾的权力很大，州郡长官的实际权力受到限制；而掌握军权的地方都督长期干预地方行政，导致地方治理的混乱。开皇三年，隋文帝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取消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规定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在地方另设由中央吏部统一任免和考课的品官；将原属都督僚属的长史、司马任命为州府的主要属官。这样既加强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膨胀。州县设官分职的状况也有所调整，基本确立了与中央六部的对应关系，地方行政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得以提高。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