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金朝建立以后，面对先进的汉文化，统治者希望女真人在保持质朴尚武旧俗的同时，努力使其文化进步。
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设词赋和经义两科，面对汉人开科取士。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诏令，“颁行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真进士科，开始议行策选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赴会试御试。且诏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拟以新进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学者。俟行之久、学者众，则同汉进士三年一试之制。”
元朝科举制借鉴金朝旧制，进士分为左右榜：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清初科举取士以“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
——摘编自《金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金朝科举制度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金朝科举制度改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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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相比有哪些积极作用。
材料 子产（？——前522），又字子美，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当晋、秦争霸时，郑为晋、秦所争。今晋、楚争霸，又为晋、楚所争。国境屡为战场，自裹公以来几至年年有战事，故其大夫患之。子产参与郑国政务时，高士奇将此时郑国的时局概括为：“族大宠多，俗淫而侈，又介于晋、楚之间，疆场日骇，民生垫隘，未易以为治。”子产鉴于礼已经无法挽救，故征之于刑书，以法绳之。子产的立法“为民刑程，上下维辑”没有出现“乱狱滋丰，贿赂并行”之乱象。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摘编自姚晓盈《子产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践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子产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子产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1930年至1931年，国民政府提出，西南各省土司凡能直接改县的地方，须直接设县管理。1931年国民党提出在边地屯垦与移民实边。云南先后修建了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滇黔公路等相继通车。教育部要求四川、云南、西康三省制定边疆教育三年计划。但西南各省组建的边政机构五花八门，如云南机构称“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贵州机构名为“边胞文化研究会”，川康机构则谓“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这些机构在行动上各自为政，政令更难以贯通，加上其他因素，国民政府治理西南效果大打折扣。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二 从1949年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民族自治地方纷纷建立起来。截止到1965年，全国共建立起五自治区，若干自治州、自治县（旗）。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熟。这种成熟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全面的实施；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治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实施的主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