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武帝即位后，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芙”等币量不一的货币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中央政府收回铸币权，由上林三官，即钟官、辨铜和均输专门负责铸币事宜，铸造新的五铢钱。各地均输官将铜矿石等运来，地方铸造的五铢钱也一律回收作为原料铸造新钱。中央独占铸币的权利以及货币的成功流通，为汉武帝时代的经济财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大大增加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此时所铸的五铢钱，史称“上林三官钱”，币质上乘，钱文挺秀，郭圆周正，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因此，汉初以来的私铸、盗铸之风逐渐消失，铸币权分散之积弊也同时根除，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至此终获成功。五铢钱流通范围极广，从东南沿海到新疆地区，从云贵川到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都流通五铢钱。五铢钱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
——摘编自高德步《中外经济简史》
(1)根据材料，概括汉武帝币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部同。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创行两税法的条件及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代税收制度的变化。
材料 汉初郡国并行，诸侯王国地位在中央政府管辖的郡之上。随着诸侯王势力膨胀，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时，采纳晁错强硬削藩的建议，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并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郡，结果引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景帝吸取汉初王国制度的教训，趁机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变革措施。首先，确立以郡为国的原则，新建王国不再跨郡，远不如旧王国强大。后来，景帝又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免除诸侯王的行政权力；“天子为置吏”，彻底堵住各诸侯王从前通过任用官吏培植私党的途径；同时削减王国官吏，使他们的规模、仪制无法与朝廷抗衡。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改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1）根据材料，简析汉初诸侯王国势力膨胀的制度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汉景帝解决王国问题措施与汉武帝推恩令的不同之处。
材料 秦孝公之后的历代秦君，在秦孝公《求贤令》的基础上实行客卿制度，并由此确立起布衣将相格局，保证了拥护和支持变法的智能之士得以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成为主导力量。他们执行变法的政策与法令，有效保证了秦国法治路线的连续性，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宗室贵族专权的逆流，为秦国变法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商鞅虽死而秦法未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客卿与秦君是一种基于交换关系之上的君臣关系，一旦不再符合秦国需要或触犯秦律，秦君便可以随时罢黜、惩罚他们。
——摘编自马卫东《秦法未败探析》
（1）根据材料，概括秦国客卿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国客卿制度所取得的成效。
材料 银两是以银锭为主要形式的一种秤量货币单位，起于汉代盛行于明清。银元俗称“大洋”、“洋钱”或“花边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是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近代以来中国呈现货币种类繁多，发行机关多元化，流通范围的区域化。1933年3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称“本部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3月10日起施行。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3月8日，又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克。以中央造币厂为唯一的造币机构，其他各省的所有造币厂都必须废止。
——摘编自贺水金《论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
请回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
背景资料：两税法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cu)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徒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卷 226
材料一 两税法推行后，有人批评说：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身为宰相）《翰苑集》卷 22《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 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集》卷 2《重赋》
材料二 今天看来，杨炎创行的两税法的确有着界标性的意义：
其一，征收对象面扩大了。即使不增加每户每亩的税额，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便从大背景上减缓了中下层平民的税役负担。
其二，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租庸调征收以人丁为本的方式，实行以土地为依据征税的新方法。地税是履亩而税，户税虽然按户征派，但分户等高下，户等又依据资产主要是王地多少来划分，事实上也是依据地亩而征；分夏、秋两次征收，以适应当时大部分地区普及二作制的情况，也反映出两税与地亩的密切关系。这个变化是由于均田制崩波后各民户土地占有不均，并且悬殊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导致的，杨炎的主观目的是保证税收的顺利实现，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税由人丁转向地亩间接地松弛了官府对人丁的人身控制，也不仅仅是因为改变了以往各民户占有土地数量不同而租调无差别地征收的弊病， 使中下层农民减轻了负担，使税收趋向合理化，这只是对当时的积极作用；更应看到的是， 按地亩征税顺应了税制发展的历史趋势，结束了汉末以来赋役制度的混乱状态，并为宋代以后的税制理顺了方向。
——曹大为、赵世瑜等《中国大通史》
阅读材料，谈谈你对两税法不同看法的认识？（逻辑清晰，史论充分）
7 . 材料 1931 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府采取省、县、区、乡（镇）四级制。乡苏维埃政权“为乡的最高政权机关”，在党和上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党和上级政府的命令和决议，并有考核奖惩。乡苏维埃承担着反映群众意见和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等职能。在乡苏维埃下面，还有各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群众组织，如贫农团、妇女会等，涵盖了各种人群。乡苏维埃与村之间不是完全的科层制关系，除了运用命令、督察、组织处理等必要的制度化手段外，还采取大量的非制度化手段，包括会议动员、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等。毛泽东曾评价:“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
——摘编自万振凡 《中央苏区乡村基层政权运作特征及其启示》
（I）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央苏区乡苏维埃政权运作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央苏区乡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意义。
材料 乡绅治理是我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基层自治形式，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秦汉社会，各级行政权锐减且力有不逮，因此地方事务几乎由乡绅阶层负责。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地理、交通、距离等客观原因致使乡村社会的治理并不依赖皇权！尤其是在秦汉大一统社会形态成型后，广阔的地域与层次分明的官僚结构使“皇权不下县”的思想流传下来。……中国古代乡绅在才学和名望上都是乡村中的佼佼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文化思想一直为士子们所恪守。因而乡绅成为普及知识，教化于民，淳民品性的中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央教化、管理地方的行政开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是国之命脉，是国家赋税、兵源、徭役的重要承担者。
——摘编自毛光霞《秦汉转型时期乡绅治理的功能研究》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乡绅治理的原因。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述我国古代乡绅治理的作用。
西汉后期，大商人、大地主兼并土地，占有奴婢，社会矛盾加剧，“改制”呼声高涨。以改革家形象出现的的王莽代汉创立“新”朝，以《周礼》为依据进行改革。“新”政权建立前后七八年间，推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公元7年，铸错刀、契刀、大钱，与五铢钱并行。三种新铸钱币的含铜量与五铢钱差别不大，但兑换价分别为一比五千、一比五百、一比五十。公元9年，废除五铢钱、错刀、契刀，另铸造小钱，与大钱并行。公元10年，推行总名为“宝货”的钱币，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质地、形制各不相同的六大类，共计28个品种，相互间兑换标准复杂。公元14年，废止大、小钱，发行重二十五铢的“货布”与重五铢的“货泉”。“每一易钱，民用（因此）破业，而陷大刑”。币制改革与王莽的其他改革，均告失败。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王莽改革的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相比有哪些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