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刘秀下诏：“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更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这道诏今颁布之后，效果是“条奏并者四百余县，吏职成损，十置其一”“并官省职，费减亿计”。除了并县之外，刘秀还裁撤了许多官职。刘秀改丞相为大司徒，后又删去“大”字。改丞相为司徒，这不仅是名号上的更改，而且是权力上的削减。地方废去郡都尉，州牧改为州刺史，俸禄由两千石降为六百石。建武十三年（37年），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为鲁公。建武二十六年（50年）春正月，“沼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刘秀“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而各州之刺史常以八月循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

——摘编自减云浦《略论东汉初年的改革》

材料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知古、韩延徽等人的帮助下建立政权。初创之时，辽境内除了有从事游牧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有从事农耕的汉族。当时，“庶事草创”，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此，神册六年（921年），耶律阿保机对大臣道：“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于是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其中，“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为适用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法律，即《决狱法》。该法由耶律突吕不奉诏编撰，为辽朝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同习惯法作了调整，保留了不少草原传统法律条文。“断以《律令》”即沿用唐朝律法断案，适用于汉族。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等

材料   1986年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原由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的核工业部、兵器工业部改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后来又成立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等军工总公司，并逐渐使其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1987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把军队使用部门与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在武器装备研制中.的指令性计划调拨调整为订货关系，主要是通过军品需求部门同供给部门签订订货合同，借助法律形式来保障军事部门对军品的需求。与此同时，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加速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大力发展民品科研生产等举措，国防科技工业逐步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1989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中央军委军品出口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领导和管理军品外贸工作，积极帮助军工企业开拓国际军工合作渠道，不断增加军工合作项目。

——摘编自杜人淮《国防工业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沿革》等

材料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在变法时，曾批判了当时对奴婢的不合理处理，拟用朝廷命令的办法，取消“奴婢”之名，从而改善、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下诏令：“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栏），制于民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今更名……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东汉初年，光武帝下令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26年）至十四年（38年），共下令六道。解放奴婢的范围，包括因贫穷而被“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者，被略者等。有违抗命令而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刘秀还在建武十一年（35年），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明朝的科举制度被逐渐腐蚀，成为一种文官集团内部拉帮结派的工具。录取考生的主考官可以成为这些新进士的“座师”，以师生关系为名，座师提拔学生，学生孝敬座师，结成私党。

为消除科举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从嘉靖七年开始，各省的科举考试改由中央委派，不再由地方自主管理。而且明确规定，录取的文章要求文风朴实，说理明白，对于空谈大道理、辞藻华丽的文章一概不予录用。后来把改革第一年录取的进士的文章，挑选了一批范文结集出版，颁行天下，以端正文体。在这个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了好文章的标准之一是：“于圣贤经义亦多发明，与古义无甚远。”即鼓励考生对儒家经典上的说法阐述自己的思考，有所创新和发挥。

嘉靖年间的科举考试录用了一大批富有改革精神、勇于突破常规的人物，包括后来隆庆变法的主持者高拱、万历变法的主持者张居正、抗倭英雄胡宗宪、谭纶、唐顺之，著名清官海瑞等。

——摘编自田澍《嘉靖革新研究》

材料 耶律隆绪，辽景宗长子。乾亨四年，景宗死，嗣位为皇帝，改元统和。时年十二岁，母承天皇太后奉遗诏摄政，任室昉、韩德让及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以为辅佐，和辑契丹贵族，任用汉人士大夫，积极整治弊蠹，改革法度。统和元年，首诏三京左右相及诸道节度使以下官吏，秉公执政，严禁非理征求，扰害于民。时枢密院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三年，以契丹诸役户贫乏，量加优免；六年，从乌古等部之请，把本非土产，而是靠贸易得来的贡品貂鼠皮、青鼠皮，改为只进牛马。以减轻属部的负担。八年，诏括民田，翌年通括户口，十二年均定税法。又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而明令减少。此外，还创设义仓，豁免逋赋，安辑流亡；停止民输官俸，改由内帑支付，十三年，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起，日计佣钱十文，价满则尽遣还其家。史称统和之政，“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

——据《辽史》等

材料   钱法在明清时期经历了式微——重整——式微的起伏过程。15世纪中叶以降，旧钱、制钱都被允许流通。在通货紧缩与政府铸钱稀少的背景下，铜钱私铸行为屡禁难止。16世纪中后期，明朝全面重整钱法却不断遭遇挫败，制钱多被排挤出税收领域，行钱地带狭小等问题突出。18世纪，清政府对于铸钱制度不遗余力地坚持，对制钱铸造管理采取中央两局为主、各省为辅的分散铸币方式。通过增减制钱投放来调适银钱比价、调整税收领域的银钱搭配方式和比例等措施，清政府间接对白银进行“软”调节。从币材的采购到铸币过程的管理再到制钱的投放供应，清政府建立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制钱在不少地区取代白银成为新的本位币。不过就整个环节而言，清政府对于铜钱的制度管理面临较大困境。18世纪后期以降，钱法再度走向式微。

——摘编自仲伟民、邱永志《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

材料 直隶传统的商人组织主要是以会馆、行会等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的，它们“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经常是“只求一已之私利而不顾大局”，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屡遭失败。1904年，袁世凯改革商人组织，在原商务局、商务公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商务总会”。总会成立后积极协助政府发行铜圆，禁止私制钱币流通的工作，还在.处理商家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会还帮助商人了解商务和市场，组织举办商品展览会。在总会的带动下，直隶州县“闻风兴起”，接踵成立了各自的商会， “并心一志、共谋发展”。在总会的倡导下，各地商业学校、工商业学堂、工艺研究所陆续创办。总会还协助袁世凯清理不合理的厘捐征收，减少了对商人不合理的派捐。

——整理自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