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面对财政窘况，开始以国地收支划分为突破口，进行分税制改革。1927年颁布《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暂行标准素案》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暂行标准案》，将财政制度划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体制，地方财政以省为主体，省控制着全部地方税源；县附属于省，没有独立的税收收入。另外，国地税源的划分采取税目独立主义，以区别于民国初年实施的税目附加主义，以此避免国地之间的纠纷，但在推行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省“不能遵重法令一致奉行”。1928年通过《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在一定程度上解了国地财政矛盾，但仍将大部分税源划归中央，省控制着全部地方税。县级财政为维持自身开支和举措上级委办事宜，通过附加、杂课、掉派等方式筹款，造成百姓负担加重，民怨沸腾。

——摘编自马金华、邢红英《民国时期的分税制改革评析及启示》等

材料1901年迄1905年，清廷最高统治者痛定思痛，决意变法。1901年7月，清政府宣布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巡警部和练兵处、财政处5个中央机构，撤除地方和中央的闲散衙门。1905年前后，立宪国日本战胜君主国俄国的消息传来，慈禧太后震惊之余，“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退决心仿行宪政，并于1906年9月下谕宣示预备立宪要先行厘定官制。1908年11月，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积极筹备立宪。原有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等衙门一律裁撒。组建责任内阁，在13名阁员中，满、蒙贵族占9名，其中皇族5名。当时即有人预言：“窃恐内闾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果然，不到半年，武昌首义爆发。

——摘编自李志茗《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

材料   宇文泰（507—556），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人，鲜卑族，535年，扶持元宝炬建立西魏。他以谋士苏绰帮助制定的"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的"六条诏书"为治国理念，继续推行均田制，以此比附于《周礼》当中的田制。在对北魏旧军制改造的基础上，他创立府兵制。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由汉人贵族率领的乡党部队（乡兵）也被吸收成为府兵来源，且府兵的身份被设定为皇帝的直属侍卫。宇文泰尊《周礼》，称西魏所占据的关中之地为汉文化之发源地，关中为西周兴起之地，基于关中本位，西魏遂成正朔之所在。最终，北周取代西魏后又征服了北齐，一统华北；旋即隋氏代周灭陈，一统全国。

——摘编自施展《北周宇文泰改革》

材料   拓跋焘（408一452），鲜卑族，北魏太武帝。他率军征战，统一中国北方。他在汉人地主官僚崔浩和道教首领寇谦之支持下，进行了一些汉化的初步改革。他大量任用汉人，创造了北魏一次任用汉人最多的记录。并下诏让鲜卑功臣“以爵归第”“更举贤俊，以备百官"，北魏政权中鲜卑贵族势力有所削弱，汉族地主势力有所增长。他下诏“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宜宽徭役，与民休息”，要求收税时“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他以道教为国教，又提倡儒学，建立了太学并祭祀孔子，下诏“宣文教”，要求王公以下百官，其子弟都要到太学学习儒经。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溶、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实施了改革。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   太行地区历来贫困落后，又面临着日本侵略者长期残酷的掠夺、封锁和军事进攻，经济受到极度摧残，边区的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邓小平从太行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财经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在各项生产事业上，实行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建设方针；提出厉行节约，实行生产和节约并重的原则；全面实行统筹统支，严格财政纪律，杜绝挪用公款公粮现象；规定一切机关、部队均不得直接向人民筹粮筹款，所需经费由政府供给；经济生产事业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同时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允许以相当的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推广“责任制”，组织军队支援群众生产，建立各种互助合作组织等。

       ——摘编自任敬东《邓小平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探析》

材料   南宋初建，“大河之南，连亘数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胜计”，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民，非朝夕可还。高宗被金军追击，又遇叛将乱民之变，只能组织军队抵抗。绍兴三年，军费开支与中央行政费用每年至少达到七千余万缗，而各州郡又往往将上供钱物擅自“便宜截用”，在皇帝行宫附近甚至要派尚书户部的主要官员去调发军食。为此，高宗推行了经总制钱、月桩钱等措施。经总制钱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增税收，二是将原来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收归中央。世忠驻军建康（今南京），宰相吕颐浩等令江东漕臣每月桩积钱士万缗起发供军。后来浙江、湖南等路都有月桩钱。南宋罢兵后，月桩钱继续保留，只是略做削减而已。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等

材料   明朝科举考试出题范围局限于四书五经，时间一久，人们就能够揣摩到试题的大概内容，于是各类应试的范文应运而生。大部分应试者不再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和领会其中的意义，而是整天背诵应试的范文，以求饶幸中第。-旦侥幸中第，便志得意满，不能在道德文章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明世宗登基之初，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大量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肆虐横行，北方地区蒙古鞑靼又频频南下。为革新政治，巩固皇权，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明世宗采纳内阁首辅张璁建议，要求“科场文字务要平实典雅，不许浮华险怪以坏文体。”派遣京官为地方主考，提升乡试官资格。发展武举，完善科举体系。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中期的科举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