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朱元璋在建明伊始即着手整顿元末以来混乱不堪的盐务，改善盐丁灶户的待遇，规定商人凭盐引在规定行销地区贩运官盐，严厉打击贩卖私盐的行为。1370年，又实行了召商入粟边境以换取盐引的开中法。政府召盐商赴指定地点上纳粮草，再根据其上纳地点及数量，酬之以相应的官盐。商人为就近纳粮开中，在长期固定的开中地点就地雇人种粮以换盐引，商屯随之出现，给当时的明王朝带来巨大好处。但到了宣德后期，明政府改变了“得盐利以佐边计”的方针，上调引价（政府对商人贩运的粮食所征的税），大量增发盐引等，这就使得盐丁灶户收入不断下降，不得不煮盐私卖以换米粮，于是私盐泛滥而官盐阻滞。成化、弘治时期，权贵侵夺盐利已极为猖狂，1492年实行的开中折色法又使边商几乎无利可图，商屯为之解体，明初以来的纳粮于边的开中法儿同废弃。

——摘编自李绍强《论明清时期的盐政变革》

材料   管仲（前723-前645年）面对当时南有楚国，北有狄人、西有戎人，都对齐国虎视眈眈，而齐国国库空虚的现状，提出每当年岁凶歉收，人民没有本业可做时，国家应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其目的不是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将百姓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集群，强调“四民者无使杂处”，要求四类民众分居分业，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不得自由迁徙，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促进齐国工商业的发展，管仲大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民众从事工商业的热情。管仲认为商品流通不仅仅局限在国境之内，而是应该实现国家之间的互通有无。在田赋之外，又开辟了很多新的财源，如盐铁专卖、对外贸易等，这大大降低了国家财政对田赋的依赖程度。国家以价格手段控制市场，统一调配社会资源，管控粮食的生产和储备，从而操控国民经济命脉和贸易中的主动权。

——摘编自候锦超《管仲的经济变革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 永宁元年（公元301），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作为晋王室的代表直接管理西域事务。入凉之初，民族众多，成分繁杂，鲜卑若罗拔能部便以张轨根基不稳，恃众不服，张轨遂“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轨安抚余部，安置其余少数民族。与此同时，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优抚民众，社会随之稳定。太府参军索辅言语轨日：“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西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以布帛实物交易，绿布既坏，市易又难，弊之甚也。今中州（河南）虽乱，此主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废布用钱，并用西域金银之钱，钱遂大行，西域诸国物品入之，通贡品种与数量与日增多，人赖其利。

——摘编自朱安详《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

材料   新中国成立时，米制、市制等各种计量制度并存，不利于国家政权统一、政令畅通，不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从1954年5月开始，“为讨论有关推行米突制和计量单位中文名称问题”，先后召开了16次会议，参加讨论的有40多个部门，为最终解决计量单位中文名称命名问题奠定了基础。1955年10月，国家计量局主动与多个部门协商，成立了推行米制委员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条例草案》和《国务院关于推行米突制的决议草案》等文件。1959年3月19日，国家科委向国务院建议采用国际米制作为中国基本计量制度，保留市制，废除英制和其他旧杂制。同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国际公制（米制）为我国基本计量制度。为做好贯彻执行工作，《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新计量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要统一计量制度》的文章，两篇文章都评述了统一计量工作的重要意义和过程，强调了国际公制的优越性。

——摘编自黄庆桥等《1959年：新中国计量制度走向统一》

材料   清代督抚衙门不置属官，官员自聘的幕僚成为主要行政人。晚清因政务增多，幕僚人数激增，导致管理混乱。1907年，清政府以借用唐宋幕职为形式，进行分科治事的改革，使幕僚成为正式职官。督抚衙门统一设置秘书员和十科参事员，与新官制中央各部院对应，明确其职责范围。清廷没有裁汰原有幕僚，对改革后幕职的资格和级别也不做限制，并仍由督抚任免。方案颁布后，清廷率先从东北三省入手，再以直隶、江苏试点，要求其余各省“十五年内一律通行”。到1911年，至少已有19个督抚衙门实行了幕职分科治事，占全国督抚衙门的绝大多数。民国成立后，省级官署大体沿用了这一方式。

——据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

材料   西汉武帝时期改变崇文抑武的风气，大力推进军事改革，重振尚武之风，培养适应新战法的新兴武将阶层。通过设立“中朝”削弱丞相权力，将常设军职变成时设时罢的官职，加强皇帝对军队控制。将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扩充税收来源，支持军力扩张。在盐铁官营的基础上，武帝用铁制武器替代老旧的青铜兵器，大量建造战车和战船，将马匹收购价提高数倍，民间养马减免赋税，通过战争夺取战马。汉帝国骑兵军团中军马的总数超过匈奴。汉武帝扩大征兵范围，将大量囚犯刑徒编入军队；同时扩大了募兵制规模，募兵制的实行对后世的职业招募军队有重要影响。汉帝国的军事改革积蓄了反击匈奴的力量。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汉军消灭匈奴20多万精壮人口，匈奴被迫离开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和漠南草场，西汉在匈奴旧地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大兴屯田，这对这一地区的荒地开垦与农业开发有重要意义。汉帝国同时加强了对西域控制，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持续畅通，也是建立在汉帝国军事强大基础之上的。终汉一朝，始终没再出现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的情况。

——摘编自冯君实《汉魏之际的边地开发与管理》，原载《社会科学战线·辑刊》

材料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过程中逐渐染指中国的路矿利权。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制定矿律为当务之急。新政时期，清政府先后颁布了若干矿务法规。1908年，农工商部在此前颁行矿务章程的基础上，参照英、德、法等国矿章，颁布实施《大清矿务章程》。章程规定以农工商部为总理矿政的中央机构，在京设立矿务总局办事处，各省设矿政调查局；明确了华洋合办煤矿的具体政策，规定洋股以十分之五为度；章程同时对矿区、执照、税收、矿工等亦各有规定。这部章程吸取了外国矿业法中的有益部分，填补了中国矿业法的空白，为后来制定矿业法规提供了依据。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