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2 . 材料   摊丁入亩是清政府将历代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首推通省均摊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他奏称“以直属人丁请按地亩均摊，原因北五府地圈丁留，民多偏累起见，仰荷圣恩俞允，臣悉心筹度，如此五府所属以本处丁粮摊入本处地粮之内，则粮必倍增,有地者亦属苦累，是以酌议通省均摊。”且直隶等北方省份各州县田赋负担尚无畸重畸轻之别,丁银通省均摊在缓解原本丁银沉重的州县负担的同时，对其他州县影响尚不甚大。即将全省“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全省）二百零三万四千百余两地银之内,仍照顾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大体上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钱许。但南方省份因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各州县田赋丁银负担原本轻重不一，以江南为例，长江以北州县丁银重而田赋较轻，长江以南州县丁银轻但田赋颇重,若丁银通省均摊，势必前者获益而后者受损，造成新的税负不公平、不合理.....故其后，“乾隆四年奉汇将江夏等十九州县于钦奉恩诏等事案内题准，应征原额丁银各就本州县情形各归各项摊征”。接着,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相继推行。至雍正七年（1729年）便基本上普及到全国的绝大部分省区。

        ---薛理禹:《清代摊丁入地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以浙江、湖北为例》

材料   银两是以银锭为主要形式的一种秤量货币单位，起于汉代盛行于明清。银元俗称“大洋”、“洋钱”或“花边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是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近代以来中国呈现货币种类繁多，发行机关多元化，流通范围的区域化。1933年3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称“本部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3月10日起施行。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3月8日，又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克。以中央造币厂为唯一的造币机构，其他各省的所有造币厂都必须废止。

——摘编自贺水金《论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

4 . 材料       六世纪末，隋文帝先后在经济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朝廷规 定“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铸五铢钱，统一市斗市尺，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在农业发展方面，开皇三年，行均田令，“丁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又改 21 岁为入丁，缩短丁男受田时间，扩增受田人员。同年为了减轻赋税，令“受田农民，一夫一妇，每年纳租粟三 石、调绢二丈”。九年，诏“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十年，认为“宇内无事，益宽徭赋”。 为打击豪强庇护，将民户划为上中下三等，依次序而少税，注册造籍。下户尽“蒙减税之征，愿意 脱离豪强户籍，为编户，奉公上。”在社会救济方面，令诸州百姓及军队，共立义仓。收获之日， 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当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后人唐代杜佑赞扬“隋代资储遍天下， 近代以来未之有”。

——摘编自赵昭《隋文帝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作用》

材料   拓跋焘（408一452），鲜卑族，北魏太武帝。他率军征战，统一中国北方。他在汉人地主官僚崔浩和道教首领寇谦之支持下，进行了一些汉化的初步改革。他大量任用汉人，创造了北魏一次任用汉人最多的记录。并下诏让鲜卑功臣“以爵归第”“更举贤俊，以备百官"，北魏政权中鲜卑贵族势力有所削弱，汉族地主势力有所增长。他下诏“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宜宽徭役，与民休息”，要求收税时“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他以道教为国教，又提倡儒学，建立了太学并祭祀孔子，下诏“宣文教”，要求王公以下百官，其子弟都要到太学学习儒经。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溶、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实施了改革。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   南宋初建，“大河之南，连亘数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胜计”，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民，非朝夕可还。高宗被金军追击，又遇叛将乱民之变，只能组织军队抵抗。绍兴三年，军费开支与中央行政费用每年至少达到七千余万缗，而各州郡又往往将上供钱物擅自“便宜截用”，在皇帝行宫附近甚至要派尚书户部的主要官员去调发军食。为此，高宗推行了经总制钱、月桩钱等措施。经总制钱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增税收，二是将原来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收归中央。世忠驻军建康（今南京），宰相吕颐浩等令江东漕臣每月桩积钱士万缗起发供军。后来浙江、湖南等路都有月桩钱。南宋罢兵后，月桩钱继续保留，只是略做削减而已。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等

材料   刘晏熟悉商情，在他看来，到处有增加收入的门路。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因此，税于盐价，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刘晏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于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刘晏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养民为先”的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贷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它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

——摘编自《旧唐书》《新唐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