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已基本确定，国内政区也已大致定型。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拟就《徐州应建行省议》，系统地提出一个徐州建省计划。他建议以徐州为中心，从苏、鲁、豫、皖4省各分出一些州县，划归徐州行省。他认为，徐州建省“增官不必添员”，可裁漕运总督以徐州巡抚兼之。清廷把张謇的徐州建省条陈与周树模的裁撤漕运总督奏片一并交给政务处议奏。

政务处否定了张謇的计划，而变通地提出了一个苏淮分省的新方案，即同意裁撤漕运总督，将其缺改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据此，原江苏省一分为二，苏淮划江而治。苏淮分省消息一出，引起舆论、江苏官绅和江苏京官的群起反对。于是诸王大臣拟仍按张謇原条陈所请，但此议又遭到山东、河南、安徽3省巡抚的反对。最终增督废而不复，但苏淮分省被弃。

——摘编自李细珠《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

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   宋代常平仓始建于太宗淳化三年年。常平仓的基本职能在于平抑粮价，调节丰歉。

仁宗年间，枢密直学士杜衍言“今豪姓蓄贾，乘时贱收，而拙业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则稽伏而不出，须其翔踊以牟厚利，而农民贵籴……盖常平仓制度不立，有名而无实。”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将常平仓的钱谷作为青苗钱的本钱，进行有息借贷，也称“常平给敛法”。青苗法推行以后，常平仓储备大为增加，常平给敛法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熙宁七年九月，神宗以诸路灾荒，常平司未能及时贩济，于是下诏要求在推行青苗法取息散利的同时，分出一半钱谷用于贩济。《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载“上神宗即位，大修常平法，所蓄既丰。”可见，改革后的常平仓在功能形式上变得更为广泛，既可以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民缺少钱粮的问题，防止兼并之家的高利贷剥削，又可以广储蓄、平物价、备凶荒，较之旧的常平法，的确是一项积极的防灾、救灾办法。北宋备荒仓种除常平仓、义仓、广惠仓、惠民仓、丰储仓几种全国性备荒仓外，还有社仓、平籴仓、平集仓等几十种地方性备荒仓，这种盛况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摘编自杨芳《宋代仓廪制度研究》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公共卫生服务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用社会组织手段替代高成本、高技术的专业性投入，走专业机构防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85年，卫生服务收费放开。通过市场获取资金来拓展服务内容、范围。公共卫生服务积极性提高的同时，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随之凸显。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卫生防疫向疾病防控的转变。2003年以后，中国公共卫生改革的步伐大大加速。公共卫生的改革方向重回公益性和公平性的道路上来。财政对公共卫生投入加大，公共卫生机构通过市场化的技术服务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国家相继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传染病防治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法规。

——摘编自胡兴强、任军《中国公共卫生服务发展与改革历程》等

材料   汉初郡国并行，诸侯王国地位在中央政府管辖的郡之上。随着诸侯王势力膨胀，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时，采纳晁错强硬削藩的建议，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并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郡，结果引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景帝吸取汉初王国制度的教训，趁机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变革措施。首先，确立以郡为国的原则，新建王国不再跨郡，远不如旧王国强大。后来，景帝又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免除诸侯王的行政权力；“天子为置吏”，彻底堵住各诸侯王从前通过任用官吏培植私党的途径；同时削减王国官吏，使他们的规模、仪制无法与朝廷抗衡。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改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布新政变法开始。4月，清廷催促各省督抚大臣“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连上三折，此即《江楚会奏变三折》。第一折关于教育改革，涉及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奖劝游学等内容；第二折关于政治改革，大致包含改善用人行政政策、清除吏治腐败、改良司法、革除弊政等方面；第三折关于军事与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以实现国家富强，内容包括用西法练兵，学习西方近代农业技术，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等。江楚会奏的变法方案对清末的改革拟订了详细规划，得到朝廷嘉许并予以采纳。清末新政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据《张文襄公全集》等

材料 明世宗朱厚熜（1521—1567年在位），年号嘉靖。世宗即位后，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仅裁革冒滥职员一项，每年省太仓粟二百五十万石。宦官犯罪，鞭挞至死，陈尸示戒。多次降旨，“若有才识优异堪以任重者，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遇缺，酌量请简用，不许避嫌推托”。因“近屡旨禁肃朝仪，廷臣多故违以唾者”，禁城内不许吐唾。嘉靖八年（1529年），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此后，只准许王府留用封国之初所请庄田，此外，不得议留。吏部方献夫奏称：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不已。建议自现在始，已封爵的令终其身，不得再承袭。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且“数行数止”，“嘉靖新政”很快成为泡影。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