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独特而朴实。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指出,《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他还认识到物质与人们的道德素质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在《货殖列传》中,他对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了陈述,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地区之间的商品需要流通,国家对经济活动应该“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关于致富,他认为靠奸巧和违法是不可行的,并提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等致富道路。

——摘编自齐爽《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材料二   亚当·斯密从“经济人”的“利己心”出发,把“经济人”的“利己心”看作一切经济活动的本源。他认为满足人的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斯密认为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市场通过平衡供求使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趋于一致。关于经济增长,斯密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两个办法是分工和资本积累。

——摘编自高华云《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革命性》

材料   黄旭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七一九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为这一研制团队人员之一。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黄旭华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黄旭华团队还采取用秤称重的方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这种精神激励黄旭华团队研制出我国水滴型核动力潜艇。黄旭华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他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作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深潜”报国三十年，他言传身教，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批技术人才。2019年国庆前夕，国家领导人签署命令授予黄旭华“共和国勋章”。

——摘编自《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材料   周作人是第一个把新村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介绍新村主义的第一篇文章——《日本的新村》，认为“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1919年7月，到日本九州的新村进行了参观，感受新村的生活。1919年11月，在天津做了题为《新村的精神》的讲演。1920年6月，又在北京进行了题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的讲演。在这些讲演中，周作人多次强调新村的理想就是正当的人的生活。新村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真正实现，但作为一种在当时具有某种进步意义的思想流派其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新村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构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村主义的破产更加使他们追求真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摘编自魏法谱《周作人与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思潮》

材料   李时珍（1518—1593），明代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李时珍14岁中秀才，但其后三次乡试均落第，遂弃儒从医。曾被推荐到京师太医院，但他觉得在朝廷无法实现自己专心从事医学的理想，毅然托病辞职，回乡行医。在长期的从医中，发现古代医书存在着不少错误、遗漏或重复，决心重新编著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于是他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学士，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经过27年的努力，李时珍结合自己的发现与研究，写成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在书中，他打破了前人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运用“纲目体系”，创立本草分类新体系。全书共十六部，五十二卷，载有药物1892种，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药物品种，付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人民版教材

材料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加紧搜刮。各级官吏胥役皆视钱粮征收为利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浮收中饱集团。又因银贵钱贱，完纳钱粮须以米易钱，以钱折银，加上田赋负担的不均，农民苦不堪言。左宗棠对龚、林、魏等早期改革派人物极为敬仰。他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龚自珍与魏源）。”左宗棠认为，钱粮的“致弊之原”在于“官吏之浮收与银价之翔贺”。为此他将“钱漕宿弊大加厘剔，严禁吏胥衿棍扰索把持”。1864年，他还奏请将绍兴、宁波等附属地区的“向来流摊各款逐细清查，分别裁减”。他指出：“向来州县收漕一切陋规极为繁杂”，应予“分别裁革”。他也提到：“孟子论治，以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为深忧者，因此，他坚决主张“大小户一律完纳”“绅民一律均收”。在钱粮问题上，我们仍可清晰地窥见，左宗棠对当时严重的财政经济问题的深深思索。

——摘编自徐卫岗《咸同时期左宗棠的钱粮改革思想》

材料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中西悬差的现实，郭嵩焘认为正视中国与西洋关系的新格局，承认并接受这种新的中西关系，在此基础上探求外交上的自处之道。曾纪泽对西洋文明有着和郭嵩焘一样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在新的中西关系下，提出了“酌情据理”的外交对策。但是，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郭嵩焘认为列强来华的主要目的在于通商求利，与列强开战毫无必要，且只会“贻患日深”，主张“通商——自强——独立、近代化外交”。而曾纪泽认为《南京条约》以来一切中外和约，“有伤自主之体统”，必须“设法改订”。提出加强国内军事备战，阻遏列强侵华野心，从而为外交求得和平解决提供便利，形成“自强、外交独立

——近代化外交”的模式。摘编自张浩《郭高燕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

材料 黄遵宪是清末“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他一生曾几度出任外交使节，足迹遍及五大洲，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的诗歌具有视野开阔、勇于创新的特点和反传统的精神。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现实主义观点，以其古朴风格兼具新意境的手法，开创了清末诗歌新方向，被梁启超称为“诗界之哥伦布”。黄遵宪创作《悲平壤》《哀旅顺》《台湾行》等诗歌深刻反映甲午战争的全貌：创作《日本杂事诗》介绍日本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政治制度。积极参与康梁维新变法，企图改革腐朽的内政，挽救民族危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积极活动家。

——摘编自查秀芳《近四十年黄遵宪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