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朝按户口多少，将县分为上、下二等。降及魏晋，调整为上、中、下三等。其后历代因循，时有变化。及至明朝，改以钱粮多寡，将府、州、县划分为上、中、下三等。
清雍正年间创设了新的政区等级划分“冲繁疲难”制度，“地当孔道曰冲，政务纷纭曰繁，赋多逋欠曰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曰难”，即将交通、政务、赋税和治安四要素综合考虑，来确定州县等第。与这套政区分等制度相匹配，清朝另有一套最要、要、中、简缺等四缺分的选官任官制度，并将四等第与四缺分相联系，最终在乾隆年间形成了“冲繁疲难”四字与“最要、要、中、简缺”四缺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兼四字者为最要缺、兼三字者为要缺、兼两字者为中缺，一字或无字者为简缺，其中最要缺和要缺由督抚来题调，往往又合称“繁缺”，而中缺、简缺则由吏部铨选，往往又合称“简缺”。
——摘编自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等
(1)根据材料，指出由秦至清地方政区分等的依据，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朝“冲繁疲难”制度的历史作用。
材料 受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许多华人华侨回厦办学的热情开始高涨，西方现代体育运动传播到国内。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集美学校修建标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由于侨办学校大力普及体育教育，参与体育运动的人数陡增，逐渐催生了厦门的体育运动会。集美学校校长陈敬贤先生（陈嘉庚先生的胞弟）作为赞助员成为第三届运动会名誉董事。20世纪20年代称雄亚洲的栏王林绍洲、获得400米全国冠军的戴树国以及跳高名将余怀安等，都是从厦门体育运动会走出去的。
为了弘扬华夏民族尚武精神，1924年在华人华侨的鼎力支持下，厦门体育界成立了“厦门精武体育会”，在中山公园修建了精武体育馆。精武会会长刘金泉等应邀赴台湾，进行了轰动台湾的武术表演。1929年，“闽南国术团”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陈嘉庚先生在演出期间赠送了全套的武术器械和服装，并题写了对联“谁号东亚病夫此耻宜雪，且看中华国术我武维扬”来鼓舞国术团士气。表演结束后，“闽南国术团”的部分拳师被华人华侨邀请留在当地开设国术馆传授白鹤拳。
——摘编自毕金泽，林致诚《华人华侨与近代厦门体育的发展》
(1)根据材料，概括华人华侨在促进厦门近代体育发展方面的实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华人华侨支持厦门体育发展的意义。
| 时间 | 简介 |
| 1804年 | 加罗林号案发生后，美国商人向广东当局提交了抗议书，传达了领海管辖的概念，指出中国应在领海行使管辖权。可惜，这份抗议书根本没有送到中国地方大员手中，对中国近代领海观念的产生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
| 1863年前后 | 《万国公法》首次向中国介绍了领水理论。这一理论在随后的普丹大沽口事件中得到了运用。当大沽口事件发生后，中方向德使提出抗议，指责其兵船在“中国洋面”扣留丹麦商船侵夺了中国权利。正是借助《万国公法》介绍的领海主权理论进行辩驳，总理衙门才感到理直气壮，迫使德方认错。 |
| 1868年 | 中美《续增条约》第一条 就详细规定了水面管辖权问题，这说明当时清政府开始具备利用国际法知识来维护领水权力的朦胧意识。 |
| 1874年一1875 | 荷兰公使提出由该国出面在中国设立救生船队。李鸿章明确提出船只必须由中方管辖，其理由是沿海离岸十里均归本国管辖。日舰到朝鲜沿海擅自测量其海道而被朝鲜炮台轰击，日本公使森有礼向中国提出抗议，李鸿章予以驳斥，认为兵船测量他国海岸违反了《万国公法》。这表明，李鸿章初步掌握了领海理论。 |
| 20世纪初期. | 在日俄战争中的领水中立权交涉、澳门水界交涉、中日二辰丸案交涉以及东沙岛交涉等事件中，都或多或少地能够看出清政府的领水主权观念已经大大超过了19世纪中后期的水平，运用领水理论来捍卫国家主权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 |
——摘编自刘利民《国际法的传播与晚清领海主权观念的嬗变》
根据材料，谈谈你对晚清国人海权观念变化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与国家、民族联系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朝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和英国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分析晚清卫生观念的传播对近代化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