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1987-2014年科技投入财力分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材料二 40年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改革成为改革开放大战略的一个缩影,发挥了先锋、引领和试验田作用。我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有举国体制下研制“中国神药”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协同攻关;有“神舟”飞天创造的“中国高度”,“蛟龙”潜海成就的“中国深度”,“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刷新的“中国速度”……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壮大,中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摘编自《改革开放40周年科技成就撷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述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产生的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异同。
① 克罍(lei) 克盉(he) 克盉、克罍说明:出土于北京琉璃河的西周青铜器。两件青铜器都内铸铭文,款式有差异,但内容完全相同。铭文大意是:周王为表彰召公的功绩,封其子克为燕侯,管理燕地的部族。燕侯制作了盉、盎来纪念这一事件。 | ②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封召公爽(shi)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司马迁《史记》 |
(1)分别指出①②的史料类型。依据所学,说明两则史料在研究西周历史中的价值。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①科举制之外,②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府兵制、均田制、③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施政精神是对既有制度予以严格实行,而非轻易推行制度改易。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2)依据材料和所学,从①②③中任选一种制度,简述其在隋唐时期的发展及历史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3)结合材料和所学,概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开辟革命新道路的。
1978年、2017年中国国民经济数据一览表
项目 年份 | 国内生产总值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进出口总额 | 占世界经济总量 | 城镇化率 | 外汇储备 |
1978年 | 3679亿元 | 381元 | 355亿美元 | 1.8% | 17.92% | 1.67亿美元 (居世界第38位) |
2017年 | 82.7122万亿元 | 59660元 | 27.8万亿美元 | 15.1% | 58.52% | 3.1399万亿美元 (居世界第1位) |
(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编制)
(4)通过数据对比,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此变化的认识。
——数据来自《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和《十年伟大飞跃》
依据材料,指出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教育事业发展的史事说明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
材料一 自行车又称脚踏车、自由车,1790年由法国人发明。1839年和1853年,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发明了自行车踏板,后来又有了一些发明,至1889年,苏格兰人发明了充气空心轮胎,形成了当今自行车的样式。鸦片战争后,自行车传入中国。据1868年11月17日《上海新报》报道,当时上海街头已出现了自行车,不过仅有几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坐车上,用两脚点地而行;另一种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随着自行车的流行,19世纪末,自行车修理业务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行当,销售自行车已成为一些外国洋行和中国商店的重要业务。20世纪初,自行车专卖店在许多大城市出现,自行车已经成了人们熟知的交通工具,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自行车业发展迅速。1928年,南京市有自行车590辆,1936年增至8944辆。1948年,上海市有自行车23万辆。
——摘编自闵杰《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只有1.5万辆左右,1956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6.7辆自行车。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行业以凤凰、永久、飞鸽、红旗、五羊等品牌企业为代表,形成了整车和零部件齐备、配套完整的生产体系,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自行车产销第一大国;1998年,中国自行车出口1761万辆,首超过内销量;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自行车保有量已达到4亿辆,高居全球榜首。与此同时,中国的自行车产量、消费量、出口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自行车的年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已累计出口超过10亿辆,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人们便捷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进入21世纪,自行车行业已逐渐步入成熟期,用户增长速度逐渐变缓,行业格局趋向稳定。
——摘编自钟雁明《中国自行车如何“富起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自行车业的特点,并指出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自行车业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并归纳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是学习西方史学后建立的,缺乏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因此现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种准世界史。
——摘自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2006年)
材料二下表《全球史评论》刊载论文统计表(单位:篇)
辑号 | 出版年份 | 主题 | 论文数 | 译文 | 国内 | 理论和评论 | 实证 | 转载 |
3 | 2010年 | 中外文明互动 | 17 | 5 | 12 | 3 | 14 | 0 |
4 | 2011年 | 全球环境史 | 13 | 8 | 5 | 8 | 5 | 2 |
5 | 2012年 | 文明、相遇、互动、共生 | 16 | 5 | 11 | 4 | 12 | 2 |
7 | 2015年 | 多维视角下的地方与全球 | 13 | 6 | 7 | 6 | 7 | 3 |
11 | 2016年 | 欧亚大陆的联系与交流 | 9 | 3 | 6 | 3 | 6 | 2 |
13 | 2017年 | 跨文化视野中的“他者” | 15 | 1 | 14 | 4 | 11 | 0 |
14 | 2018年 | 全球视野下的环境史 | 10 | 3 | 7 | 4 | 6 | 2 |
15 | 2018年 |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周边与世界 | 12 | 0 | 12 | 5 | 7 | 2 |
16 | 2019年 | 全球史视角的妇女与性别研究 | 12 | 5 | 7 | 2 | 10 | 2 |
17 | 2019年 |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 11 | 0 | 11 | 3 | 8 | 2 |
——统计摘编自《全球史评论》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当代中国全球史研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全球史研究的意义。
材料一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是旱灾、水灾和蝗灾,这三大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古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在时空分布上有着一定的规律,西周到五代的旱灾多发时段共有9个,水灾多发时段共有8个。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频繁,分布的地域也极广泛,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时期内,北方旱灾爆发频率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东部;水灾发生的情况则正相反。蝗灾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水旱灾害的自然灾害,历代对蝗虫危害的记录都惨不忍睹。如晋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蝗灾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统计简表
朝代 | 年份 | 发生次数 | 旱 | 水 | 蝗虫 | 地震 | 歉饥 | 霜雪 | 雨雹 | 疫 | 风 | 地沸 |
周 | 825 | 89 | 30 | 16 | 13 | 9 | 8 | 7 | 5 | - | - | - |
秦汉 | 441 | 375 | 81 | 76 | 50 | 68 | 14 | 9 | 35 | 13 | 23 | - |
三国两晋 | 200 | 304 | 60 | 56 | 14 | 53 | 13 | 2 | 35 | 17 | 54 | 2 |
南北朝 | 169 | 315 | 77 | 77 | 17 | 40 | 16 | 20 | 18 | 17 | 33 | - |
隋 | 37 | 22 | 9 | 5 | 1 | 3 | 1 | - | - | 1 | 2 | - |
唐 | 289 | 493 | 129 | 115 | 34 | 52 | 24 | 27 | 37 | 16 | 63 | - |
五代 | 53 | 51 | 26 | 11 | 6 | 3 | - | - | 3 | - | 2 | - |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宰相姚崇认识到蝗灾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内在关联,主张积极灭蝗,其主张也得到唐玄宗批准。经过审时度势,姚崇提出“夜火坑埋法”灭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为鼓励百姓积极灭蝗,在这次捕蝗行动中,蝗区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朝野金载》记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姚崇治蝗不仅仅停留于灭蝗,还积极开展灾后抚恤工作,如放贷、蠲免钱粮等,从而使生产迅速恢复,也使得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荒。“姚崇治蝗”是唐朝乃至我国古代灾害治理的成功典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突出表现,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田一颖、刘利民《“重人事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发生所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姚崇治蝗”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海洋观,使清政府和一批官僚士绅从战败中醒悟,认识到来自海洋上的威胁。朝野上下为应对外敌、挽救危机,提出了带有防御性的思想和战略,即建设海防、加强海防。同时,他们还借用译书、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向知识分子和国民进行散播,促使国民海洋观念的初步觉醒。
材料二 甲午的战败强烈地震撼了国人的心灵,促进了整个国民海洋意识的发展。有学者统计了1904年至1906年《东方杂志》中“海权”一词与其他关键词的关联情况,这些关键词按照出现的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陆国”“渔业”“海国’’“海军’’“海疆”“海运”“海洋”等……他们基本上突破了原有的“以守为战”的海防思想,不再仅局限于对海军建设这一个方面,而是变得更全面、更深刻。如关于海防的内容,时人云:“盖稽之通常指所谓海军国防,其分项可判为二。一,即为海上作战之所谓海军国防。二,则为海岸防御值所谓海军国防。”……孙中山非常重视太平洋海权与中国的关系,他曾说:“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及争中国之门户耳。”
——摘编自袁博《困境中前行:近代中国国民海洋观念的觉醒与深化》
(1)根据材料一,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民海洋观念初步觉醒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说明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国民海洋观念发展的新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1950—201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示意图
——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编制
材料二 随着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发生深刻的变化,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亟待转型。传统粗放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求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城市群和都市圈将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大中城市构成经济活动的重心。
——赵玉红、陈玉梅《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新问题》
材料三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选取图表中A—B、B—C、D—E中任意一段,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城市(镇)化的发展方向和“科学发展”的策略。
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政府抗疫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社会疫病频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意大利人在抗疫斗争中的创新,并说明其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