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在1901年写成的《过渡时代论》认为。过渡时代的中国，将要发生整体性的剧烈变迁第一，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人民既愤独夫民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第二，学问上之过渡时代，“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新学界以代之“第三，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第四，封建体系下的法律法典，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同时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科举考试，束缚了士人学子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过渡时期的法律和教育制度也急需改革。

——摘编自张晨《社会秩序的重构——梁启超“称序”思想的探析》

材料：对“买办”的认知与研究简表：

材料   爱国主义的简义就是忠诚的热爱自己的祖国，即在遭到外族的压迫与侵略时从言论和行动.上进行坚决的抵制，积极捍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但是，近代中国与近代以前的处境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近代的入侵者与以往的入侵者大不相同了，它们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中国的侵略，是生产技术发达国家对生产落后国家的进攻，同它们的战争，不只是单一的军事战争，它还赖于经济战争。为了战胜它们，就有个向它们学习一向敌人学习的严峻任务。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所以给后继者有较大启迪，因为它是时代脉搏的跳动，林则徐之所以成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地方就在此。历史的脚步，告诉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基本要求下，必须有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眼光和心思，把外国的好东西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

材料   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究竟是内因起主要作用，还是外因起主要作用，学术界争议较大。“冲击——反应”模式认为，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西方入侵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近代”模式，即现代化模式，认为中国在西方入侵前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传统模式里循环；在西方入侵后才开始模仿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走向现代化。

“帝国主义”模式把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作为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把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西方。

很明显，以上三种模式都强调外因的作用；而以美国学者柯文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因。目前学术界重视内因的积极影响，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内外因素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材料   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山西商人开辟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开创票号走向金融行业。山西票号逐渐垄断了全国汇兑业务，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首屈一指的商业金融资本组织。雄厚的投资资本、繁杂众多的商品种类、广阔的经营范围、悠久的历史，使其在中国的商业史上实属罕见，在世界商业史上同样极为稀少，山西商人曾有“中国的威尼斯商人”之称。然而到了清末，封建王朝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其自身带有的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使它迅速衰败。

——摘编自金梦迪《山西票与中国金融》

材料 在我国，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并形成一个固定的人格化的、女性化的隐喻结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她最早出现于闻一多于1925年3月创作的《七子之歌》。诗中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将割让的殖民地比喻为“子女”，从此，“祖国母亲”的类比在全国的白话文中流行开来，也标志着“祖国母亲”这个概念隐喻的正式形成。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地使用和引申，其影响也从文学领域扩展至政治社会领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地强化。今天她已然是我们语汇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

——摘编自潘祥辉《“祖国”与“母亲”是怎样相联的：近代爱国主义话语的源流》

材料   

2017年，全国财政支出首次突破20万亿元，其中教育支出30259亿、社保和就业支出24812亿元、医疗卫生支出14600亿元，毫无悬念地成为“前三甲”。

材料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其实这三次革命是相互关联、递进的。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摘编自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