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受工业革命影响，英国伦敦人口在1831年达到159.5万人。当时，伦敦虽然形成铁路干线的基本格局，但并没有解决城市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不过，铁路建设为后来伦敦地铁的修建积累了经验，准备了人才和技术的条件。市政律师查尔斯·皮尔森提出修建地下铁路的建议，并做了大量游说工作，使修建地铁的法案在1854年获得伦敦市议会的通过。伦敦市政府组织强烈支持地铁工程，并购买了价值200000英镑的都市地铁公司股份。经过四年施工；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于1863年在伦敦正式开通。地铁不仅使人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往返于居住地和工作场所之间，而且把大量市中心人口疏散到郊区。1877年，伦敦区域地铁线路延伸至威斯敏斯特，从而推动了贝德福德公园的开发。还有在肯辛顿附近举办过许多展览会，每年大量游客都蜂拥而至，这主要归功于地铁公司发行了只需1便士的往返票。

——摘编自贺鹭《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地铁》

材料二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地铁于1965年开工。作为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修建包含着无数创业的艰辛。由铁道兵等组成的施工队伍，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地铁一期工程就建成通车。受“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兼顾城市交通”的建设方针影响，北京地铁建成了一条不符合运营要求的“战备线”。1978年，北京地铁全体职工经过许多不眠之夜的连续奋战，改造和整治设备，为首钢等西郊大厂上万名职工提供了上下班交通工具，为他们每天减少一个多小时的出行时间，而且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地铁从战备型向运营生产型过渡起到关键作用。1996年，北京地铁开始实行3分钟间隔运行方法，地铁早、晚高峰的拥挤现象得以缓解。在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中心区人口、产业向新城转移，由地铁等方式组成交通网连接通州、大兴等新城。到2050年，中心区至较远的卫星城可在70分钟左右到达，为把北京建成宜居城市提供便捷、舒适、环保的交通服务。

——摘编自王德兴《北京地铁40年》

材料一   14～15 世纪的英国，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疾病和瘟疫严重困扰着英国人口发展，致使英国人口呈长周期衰落。18世纪初，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为32%，1851～1855年平均每年仍达33. 9%。与此同时，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十分明显。1749～1759 年，英国出生在医院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为1/15，1799～1800年下降到1/118。 上述状况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18 世纪中期以前，东南部和伦敦因其自身自然经济条件优越而人口发展最快、密度对大、数量最多，18世纪中期以后，作为英国重要产业棉纺和煤炭钢铁工业迅速在英国西北崛起，人口的重心也随之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据统计，1696 年，英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数的3/4，而到1831年，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30%。随着人口的集中，一大批大城市迅速崛起。

——摘编自黄光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自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英、法、美、日等列强在中国共设立商埠92处，在23个城市开辟了租界和租界地。通商口岸城市仅占城市总数的1.6%，而人口却占城市总人口的28%。外国学者曾估计说:“1853年，上海租界内住有中国人约500名，自1853～1854年间，因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发生战争，逃难移入租界的人数激增。紧接着太平军来攻，1860年租界人口一跃而达30万人。20 世纪初，浙江农业歉收，“省城骤添数万人”。近代中国，农业过剩人口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直接后果，也不可能被工业部门所吸收，这种矛盾发展的直接后果，非但不能解决农业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

——摘编自行龙《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新的城市化趋势出现。“产业上之原因，此为近代都市发达最大之原因，如天津、上海、汉口皆是。此等都市在数十年前，始是无人过问之地，而因工商业关系，遂促成今日之发达，而其他在工商业上不甚重要位置的通道大邑则日渐衰落”。另外广州、重庆、福州、宁波、厦门、烟台、青岛等在前近代时期基本上都只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城市，也成为新兴的近代工商业城市。与此密切相关，国内还逐步形成了若干主要进行对外贸易的市场区，围绕这些市场区的中心城市，又产生了一批二级城市。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全国市镇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7163万，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0.6%上升到12.5%.城市职工总数从1952年的1603万增加到1957年底的3101万。这当中包括几百万由城镇个体劳动者转变而来的职工，但仍有至少几百万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厂和矿山就业。这些进城农民大多数是国家计划招来的，也有不少农民自发进入市镇谋业被城镇企业接纳。

——摘编自肖冬连著《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抗战胜利后，城市住房奇缺，房租不断提高，各种名目的加租不胜枚举。以当时的经济中心上海为例。1937年以前，上海高层建筑的兴建正值高潮，而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10年竟没一幢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出现，而且这一时期建房的质量比起抗战前明显下降，由于多年失修，解放时不少房屋破损严重。从住房的分配上来看，旧中国也存在严重不均的情况。

——摘编自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史回溯（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先后颁布了《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此后，在国家主导下的城市住宅建设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52年，天津“工人新村”动工，一万二千多间宿舍成了工人的新家；同年，上海“曹阳新村”首期工程完工，两万多个工人家庭住进新房。而在1953～1957年，政府投资在新兴工业城市陆续建成了一大批国营企事业职工住宅，这一时期全国新建住宅面积共近9500万平方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人均居住面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差距较大。

——摘编自张旭《60年中国住房变迁》

材料一 北宋熙宁年间,被任命为虔州知州的刘舞利用所学的水利知识,在对城区街道进行规划的基础上,对贛州城进行了多次的考察和实地踏勘,根据贛州城的地形特点(西南高、东北低),对城区排水系统进行划分,以州前大道(今文清路)为分界线,城西北部为寿沟,福沟位于城东南部。此外,赣州福沟寿沟排水千道结合贛州的古城墙、水塘及刘舞独创的水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赣州城特有的防洪网。北宋神宗九年(公元1077年),耗时近十年的州福寿沟排水系统完工。至今,其仍在服务赣州人民。这应归功于九百多年间,各个行政长官对其的重视、维护和管理。

——摘自沈雪婧《贛州福寿沟设计研究》

材料二 赣州福寿沟与19世纪中期巴黎排水系统对比表

材料一   在城市，人流汹涌：穿着工装裤的马车夫与人力车夫、穿着西装或传统学者长袍的银行家与教授、艺人、工匠、妓女、学生、僧尼、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男女、饭店侍应生、路边小贩、各式店员、骗子、乞丐、士兵、乡间骚乱涌来的一波波难民，以及大体上每一种职业与时尚的追随者。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许多公园被建造起来，居民花费不多即可游玩。北京尤其幸运，因为在1912年后，绝大部分旧日的皇家寺庙与园林都变成了公园。公园、饭店乃至澡堂等，都成为用来谋划示威游行、达成政治交易以及举行集会的场所。

——摘编自【美】沙培德著《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消城市人民公社，恢复为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1980年国家颁布实施了有关街居制的4个法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设立居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198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居民会议由18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主要问题，都要经过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摘编自陈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材料一   明初北京城的营建是依据我国古代理想的帝王之都的设计方案。从明朝北京城的规划布局看，紫禁城是北京城的核心，位于城市中央部位前方的重要位置。沿城市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显示皇权威严的外朝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和内廷乾清、交泰、坤宁三大殿，再以六大殿为中心，两侧对称地排列着多组宫殿建筑群。外城是非旗人居住区：同时这里也是城市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区域。外城以行业为特点划分城市区域。正阳门外大街是全市最繁华的集商业、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业街区；前门大街以东是“商贾匠作之地”，大街以西是“市廛旅店，商贩优伶丛集之所”。前门的南面还依次排列有花市、米市、珠宝市、骡马市等街市。

宣武门外则居住着大批汉族文人仕宦，并在此形成一条琉璃厂文化街区。

材料二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北京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商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式工业、新式教育的开办，使北京的传统格局和结构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旧有城市格局已成为北京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05年后京汉铁路、京奉铁路、京张铁路、津浦铁路相继通车，北京成为连接东西南北交通的铁路交通枢纽，大大加强了京师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提高了北京首都的中心作用。此外，北京的商业发展形成内外城商业新格局，特别是整个王府井成了寸金之地，从南到北，店铺、商号、洋行一家挨着一家，王府井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北京的文化教育发展逐渐打破内外城界限，使馆区的建立形成近代城市对外交往格局。

——以上材料均据袁熹《试论近代北京的城市结构变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