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1915年）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痛陈“我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数日之间，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在全国各地散发，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茶壶、国耻花瓶、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另一方面，在此全国群情激愤之时，纪念国耻的活动有时也流于形式：杯箸上刻国耻纪念而花酒照样吃；舞台广告皆书国耻字样而戏照样看；特别是麻将牌刻上国耻纪念后照样打。无怪乎有人叹息道：如此乐不可支，则对国耻其实又“愤于何有”。

     ——摘编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材料二   表2 国民政府国耻纪念大事表

材料一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东亚大陆的华夏族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人，与周边群族展开大规模的互动，从而使中、希族群意识发生了变化，进而发生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有两个内涵：第一，文化内容本身的变化，即：由原始的早期文化向成熟的文化转变，理性的制度和价值观被创造出来。第二，复杂化的文化标准的隆升，血缘认同不再具有主导的地位，文化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准。在族群大规模互动的年代，一个与华夏族群和希腊族群的制度文化相异的“他者”出现在它们面前，使它们在“他者”的映照之下认识了自己的文明，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构自身文明的优越性。

——摘编自魏孝稷《族群互动与族群认同的文化转向》

材料二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自身特色，削弱了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解释力。作为文化实体的中国一直没有放弃“天下”意识，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天下观。中国式民族主义的历史性准备具有典型的中国“夷夏大防”的特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因需要而反满，因反满而导致中国身份的重新认同，从而有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诞生的契机。但最迟到1902年前后，孙中山终于放弃纯粹的反满而逐渐接受多民族共和的主张。在新文化运动中，救亡图存的激进民族主义虽然“反中国”，但最终还是走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道路。

——李扬帆《从天朝到万国：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过程》

材料 中国的民族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之后。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外，在清末经常使用的还有“种族”一词。但到甲午中日战争后，“种族”往往用来指某一族类，如满族等。1917年，李大钊发文指出五族是辛亥革命特定时期的产物，现今五族的文化早已渐趋于一致，而又共同生活在统一的民国之下，所有五族和其他各族都应统称为“中华民族”。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倡“国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应遵循列宁主义“民族自决权”学说。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将其改成“”民族区域自治”，主张中华民族内各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对外的自主与国家独立。

——摘编子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

材料一   古代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天下”一词的记载，周朝时把周天子统治的区域内称为“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赋予“天下”以道德内涵。秦汉之前，“国家”一词主要是指天子之 国或诸侯之国；从秦汉起一直到清朝后期，“国家”一般多指封建王朝或代表王朝的中央政府。这 种传统的“天下观”包含了中国是天下中心的空间概念和文化意涵，其核心内容是，中央王朝是礼仪之邦，周边的少数民族区域是蛮夷之地，居于文明中央的王朝对四夷有文明教化的责任，体现出 一定的等级和尊卑思想。这种天下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延伸，而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或接受，是 以华夏文明教化四夷、以德服人观念的反映。

——摘编自孔亭《清末知识分子“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观的转变》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以中国“天下观”为基础建构出的“世界体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天朝思想家们的“天下”式的空间想象开始发生动摇。就近代中国来说，民族意识的普遍萌发始于甲午战败后，一些国人逐渐萌发民族意识，使得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西思想的交融下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提出了国内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张，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普通大众了解并接受；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推动中国民族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向新的高潮。

——摘编自唐建兵《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