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中国，环境污染除局部地区外，不如发达国家严重。但人口增长过快，农垦活动加剧，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北洋政府时期，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期间，曾明定林政方针，严禁私伐。不久宋离职，而滥伐树林的现象仍然严重，张謇任农商总长期间，先后颁布了《森林法》《狩猎法》《造林奖励条例》。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制定的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有《森林法》《渔业法》《狩猎法》《水利法》等。民国时期的环保法令占的分量不大，有些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环境继续恶化。

——摘编自石丽华《简论中国近现代环境保护政策的发展》

材料二   美国的自然环境在19世纪遭到进一步破坏，到进步时代（19世纪90年代到一战后），城市环保运动、资源保护运动和自然保护运动共同汇集成美国环境史上的第一次环保运动高潮，美国主要工业城市通

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运行机制的完善，加强了对垃圾、水和大气污染的治理，使城市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土地、森林、矿产和流域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保护，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罗斯福新政时期，在不刭10年的时间内，政府通过推动议会在土地、森林、江河流域和野生生物资源等方面的立法，设立一系列保护机构，如民间资源保护队、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初步构建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了联邦政府在自然资源管理和开发领域的组织、协调和监督作用。这期间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的扩展速度和面积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水利项目和防护林工程以及大平原地区的土地治理等取得了巨大进展。同时，罗斯福政府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恢复和促进就业等社会经济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为战后美国环保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

——摘编自徐再荣等《20世纪美国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研究》

材料一   虞衡是我国古代掌管山林川泽的政府机构的泛称，其职责主要是保护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制定相关方面的政策法令，虞衡官执行这种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周礼·地官·山虞》记载了周代的虞官设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秦汉时期，虞衡转称少府，但其职责仍为管理山林川泽，具体分管的有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隋唐时期、虞衡职责有了进一步的扩展，管理事务范围不断扩大，据《旧唐书》记载，虞部“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圃、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宋元以后，除元朝设有专门的虞衡司以外，其他各朝都由工部负责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由少府到虞衡司再到工部，表明古代当政者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已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并开始从系统性的角度来考虑和管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虞衡制度及其机构基本延续至清代，可以说这一制度是中国对世界自然资源管理做出的制度性贡献。

——摘编自卜晓军、任保平《中国古代的朴素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实践》

材料二   左宗棠在就任陕甘总督、督办新疆（1867—1881年）紧张繁重的军事、政治、经济活动之外，对西北的生态环境建设，也推行了一系列朴素但却富有针对性的环保举措，主要集中在农业生态环境方面，而且首要目的是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这与当时战乱刚过、元气未复的社会实际相适应的。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西部荒地渐少，生态渐转，民困渐苏，百业肇兴，民气日旺，气象一新的局面日渐形成。光绪帝因此在上谕中称赞左宗棠经营西北的计划“井井有条”，且其工作已“渐著成效”，要求他“认真经理，以期次第就绪，教养有资。”

——摘编自马啸《左宗棠对近代西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材料一   明清徽州人口快速增长，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51.51口，远高于全国平均数。徽州基本无大的耕作平原，山多地少是徽州土地资源的基本特征，徽州不仅可耕田地少，而且田硗地瘠，不利农耕，而向山要田更加剧生存危机。从明代至清代中前期，徽州人均田地和全国总数相比，差距不断拉大，故此，徽州人不断向周边地区移民；这时新儒贾观及商业观也扩散开来。徽州的九都616户居民，为士者14户、务农者180户、事工者48户，经商者216户，从事其他职业者24户，职业不明者134户，徽州其他地方基本也是这种状况。

——摘编自徐国利《明清徽州人地矛盾问题再研究》

材料二   英国原本森林资源丰富，但由于工业的发展、大农场及家庭等对森林资源的大量消耗，到18世纪英国的森林资源严重短缺，出现了能源危机。但英国在18世纪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发明了能够高效利用本土丰富的煤炭资源的技术－改良蒸汽机，从而突破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相当长时期内，人们过度相信“市场配置”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最终又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这也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环境问题加重并开启社会改革议程的历史背景，从而推动走上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之路。

——摘编自滕海键《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

材料一   为了减少大疫带来的损失，自西周以来，我们就有一套“医在王官”的官方医疗制度，即以政府的力量参与到医药行政、医疗组织乃至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去。唐代开始创建州一级的医疗体系，宋代将其下沉到县级，基层社会医疗体系初步得以建立，极大提升了普通百姓在瘟疫面前的自保能力。除此之外，政府也会拨付款项，积极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到对病患的救治和疾病防控中来，许多地方富商士绅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地方的施医局等医疗机构多为临时设立的应急机构，太医院虽为常设，服务范围大多只限于皇室，宫廷高水平的医师很难参与到民间一线的防御工作中，地方的普通医师又缺乏监管，以至于出现庸医泛滥的局面。

——摘编自《古代防疫制度》

材料二   明清是瘟疫流行的又一高峰期。恰恰在这一时期，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对于这种完全迥异于中国传统的防疫手段和方法，国人表现出了强烈的疑惑、排斥，最终在良好瘟疫防治效果的实证下，国人逐渐接受、认可了这一防疫思想和方法。随着近代包括东北鼠疫在内的大瘟疫的发生和防治，我国近代的卫生制度和防疫机制，在冲突和调适中逐渐建立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外国传教士，还是国内的知识阶层及民众，都在这一裂变中发挥了或引介、或口口相传的推动作用，更离不开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强制推动之功。总之，近代防疫制度和卫生制度在瘟疫防治中建立了。它的建立，不仅有别于传统中国的防疫习俗，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中国疾病防疫标准和防疫机制的国际化。

——摘编自杨银权《中国近代防疫体制建立探析》

材料三   建国初期，中国疾病谱以传染病为主，公共卫生服务就显得更加重要。1952年，美军对我国东北、青岛等地投放细菌武器，中央人民政府发起反对美帝细菌战的防疫运动，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取得巨大成就。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绝迹，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疟疾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摘编自江宇《治病即治国：爱国卫生运动和新中国的国家治理》

材料一   从新石器时期直至汉代，长江流域一直地广人稀，即使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其农业发展仍然极为缓慢。直至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由北向南的跨流域人口迁移以后，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才随之展开。在水利建设、农具改进和劳动力增多的多重促进下，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极为迅速，至唐代中期即超越北方，成为中国经济中心。

——摘编自刘馨秋《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农业开发及土地利用方式》

材料二   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一个振兴国家的实业计划，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发长江流域。他指出，“长江为全国中枢，关系极重”。《实业计划》里对长江中下游流域建设发展的整体规划，共分五部，即：（一）东方大港；（二）整治扬子江水路及河岸；（三）建设内河商埠；（四）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五）创建大士敏土厂。

——摘编自雷浩《孙中山长江流域开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三   1959年我国编制完成《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提出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系统规划。随着人们对流域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1990年，我国补充、修订原规划后出台《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提出长江流域重点解决防洪、航运、灌溉、引水、水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等六方面的问题，并规划了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等一批主要工程项目。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新飞跃的长江开发思路。

——摘编自吴传清《长江流域地区发展规划的演变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