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继承并发展了历代王朝推行的传统社会保障政策。清政府十分重视备荒仓储的建设，形成了仓储体系，同时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和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对报灾、勘灾、救灾的程序上作了严格规定，对有灾不报、瞒报、迟报延误救灾者严厉惩处。政府会根据灾情轻重不等采取应急救助和缓征减税等措施。针对孤老、高寿老人、退休官员采取免除差役、物质补助、旌表和法律优待等不同的养老优待政策。对贫苦孤残，设立有官办的养济院，有官督民办的育婴堂，有收养流民的栖流所，有注重教、养并重的工艺局等等。
——摘编自王卫平等《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材料二 1950年，中央政府确定“在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自助自救为基础开展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的基本救济原则，建立起内务部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的专职机构，并将失业救济和灾荒救济经费纳入中央预算，同时要求地方财政保障一般救济经费。采取“以工代赈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方法，并规定救济金要低于工赈工资。对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加以改造和救助，对灾害性受难群体采取移民安置方式，对孤寡病残实行五保政策等。
——摘编自高冬梅《新中国建立初期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的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与清代相比，建国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影响。
| A．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 B．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
| C．实现了城乡之间的均衡均等 | D．完善了中国的法律法规 |
材料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扶贫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 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一《民 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 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 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认识与防治的发展，并加以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疫情应对的特点，分析其意义。
| A．统治者民贵君轻思想 | B．国家对弱势群体给予一定关爱与扶助 |
| C．国家完善的救济制度 | D．王权专制统治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
材料一：在古代，“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民食问题事关政权稳固。据《礼记》记载，周朝禁止出售不成熟的粮食和水果等：汉代，干肉腐坏变质出售致病，商贩及监管者“与盗同法”。《唐律疏议》规定，明知脯肉已经变质而不及时焚毁构成的刑事犯罪将受重罚，“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宋刑统》要求食品行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由行会对食品质量负责：明嘉靖时，“发现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
——摘编自蒲丽娟王伟《政治伦理视域下的古代食品安全治理及启示》
材料二：1860年《食品掺假法》授予地方政府自愿设立“公共分析师”的权力，此前，英国政府和议会对食品生产和销售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的。1872年英国中央政府开始介入食品安全，制订《食与药品掺假法》。189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食品与药品稍售法》，授权中央政府可以干预地方政府强制实行，地方政府官员玩忽职守将被追责：1906年的“芝加哥牛肉事件”迫使英国议会授予英国政府时进口食品的监管权。至此，英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基本形成。
——摘编自温小辉冯杰《从自由放任到多层级全面深入监管——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的演进》
材料三：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组成“全国食品卫生领导小组”，组织对食品种养、生产、经营和进出口等环节的治理。1982年11月，食品卫生领域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通过。1981年，卫生部制定了食品卫生标准研发五年规划，陆续发布了80多项标准。1984年，我国正式成为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标准制定。
——摘编自胡颖廉《改革开放40年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机构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历史上食品安全治理的特点和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演变过程。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初期食品安全治理的意义。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要求。
材料一：社会救济是中国古代历朝实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明初设养济院收孤苦无靠者，按月发口粮。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这是正律中首次纳入社会救济保障条款。清代的法律也有关于社会救济的规定，主要有灾荒救济，高龄老人养赡，设栖流所以收养流浪贫民，孝子节妇贫苦者救济，贫穷读书人救济等。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
材料二：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偷盗者、乞讨者等日益增多，社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加。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救济办法因类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做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1834年，新济贫法规定，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必须进“贫民习艺所”，才能得到救济，而那里的条件比最低工资收入的自由劳动者还要恶劣得多。
——摘编自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明清时期救济制度和英国近代济贫制度实施的共同目的，并指出其救济方式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济贫制度相比，西方现代福利制度有哪些发展。
材料一 先秦诸子多主张广土众民，秦汉至唐宋的统治者及思想家也大多热衷于此，他们往往主张人口愈多愈好，把人口的增加作为衡量国家强盛的标准，因为无论从生产的发展还是国家赋役来源看，人口和土地都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因而，提倡与鼓励人口的增殖长期占据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理论的主导。到明清时期，人口急速增长，社会问题日多，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观察与思考，其中的典型是清代学者洪亮吉。他指出：“治平（即社会安定）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五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止增二十倍焉。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
——摘自裴倜、王冲《中国古代人口思想及其规律》
材料二 进入近代，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人口问题也日益尖锐。有识之士始终关注人口问题，提出一系列主张。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后，改变了原有的“人多致贫”的观点，认为西欧人口密度虽大于中国，但因能开辟生财之源，所以无人满之患，主张学习西方善用机器的殖财养民之法。梁启超也主张“即使无外界之侵入，而生齿目繁，人满为患，犹且非兴新业，不足以相周相救”。“尽地力者，农、矿、工之事也。”如能采取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地力，“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他认为早婚有五害：“害于养生”、“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认为愈文明愈晚婚。严复从物竟天择的观点去理解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种族竞争主要是质量而非数量的竞争，中国人口量多质劣，难与西方抗衡，主张变法，提倡优生。
——摘自李竞能《中国近现代人口思想》
（1）根据材料一，指出洪亮吉人口思想与中国古代主流人口思想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人口思想得以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