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晚期，英国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体，辅之以教会、行会及零散救济养老。在近代早期，伴随人口倍增、贫困程度加深，社会环境巨变，英国养老模式发生了变化。教会养老模式收缩，政府改自由放任为积极参与，采取立法、增加财政支出、强征济贫税、建立慈善院等多种措施解决养老问题，在养老问题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同时，私人慈善、民间经济组织也参与到养老中来，英国养老模式由宗教性向社会性蜕变。转型后的养老模式卓有成效，老人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平均寿命增加，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政府养老措施大多为托底型的最低标准，难以顾及老年人的感受。

——摘编自《英国近代早期的老人生活问题与养老模式》

材料二   1979年，英国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鼓励福利混合经济发展，强调国家角色的缩小与个人自由及责任的扩大，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给，政府致力于减少居住性照顾，引入私营部门作为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社区照顾服务成为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养老服务提供者与老年人共同商榷，以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为中心，凸显老年人的权益。

——《从消费主义到民主主义：英国养老服务的理念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   70年来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变迁

——摘编自彭秀良《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变迁》

材料一   近代早期（15世纪晚期至18世纪末）的英国经历诸多变革，从处于欧洲偏远蛮荒并以暴政著称的小国，逐渐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专制国家。这样多变的环境使原有的社会生产生活模式被打破，亦对传统的养老模式带来了冲击，它自以家庭为主，机构、私人等为辅的养老模式组合历经社会发展和执政者的政策，褪去了诸多宗教外衣，转型为以家庭为主，教区、机构、私人等为辅的新型养老模式组合。转型后的养老模式更加规范化、体系化，并具有伴随重商主义烙印。事实上，英国养老模式的转型并不是主动的，而是在当时的人口情况、经济发展、政策调整和父权制回归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被动调整。

——摘编自刘曼慈、张晓华《近代早期英国养老模式转型特点及原因探析》

材料二   德国是最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已经形成体系完备、法律健全、运行良好的社会保险制度，过分优裕的福利制度甚至使德国的劳动者养成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如今德国经济发展陷入低谷.高福利、高工资、高税收日益成为企业负担，造成产品成本过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国际音争力，政府不得不用大部分的税收来偿还债务、支付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这样势必导致政府无力改善经济发展状况，使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陷入恶性循环。

——摘编自陈南雁《德国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研究》

材料   16世纪，英格兰社会发展显著，但中后期也出现诸多问题，有学者描述为“都铎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贫困人口增多，流民已然危及社会秩序，有学者估算，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城镇贫困人群占总人数的5%~22%。因气候变化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粮食减产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让一部分人沦为“食不果腹”的穷人；部分乡村之人流离失所，对民众心理造成很大冲击，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骚乱；物价上涨直接降低了“工资”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当时此类人口的数量不容低估。

一直以来，基督教会是英格兰社会的贫困救济机构。基督教会不仅有救济的道义，还有固定的经费来源。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编撰的《教令集》，对教会财富用于救济穷人做了详细规定。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中后期发生了变化，1547年，伦敦市议会决定向市民强制征收济贫款，取代原来的星期日募捐筹款方式，以此为开端，诺里奇、约克等城市都开始了济贫税的实践。虽然各有特点，但共同点都是以堂区为单位，向居民和在此拥有地产者强制征税，用于救济本地的贫民。至此，济贫税作为一个新税种，首度出现在议会通过的法令中，具有了法律效力，作用于英格兰全境。1598年，对《济贫法》做了修订，明确了征税人员的职责。1601年，再次修订《济贫法》，又一次确认了这些原则。此次《济贫法》规定的征税原则，尽管有所改动，其有效性一直持续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这些地方的济贫实践，为王室政府制定《济贫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摘编自张殿清《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