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扶贫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 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一《民 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 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 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认识与防治的发展，并加以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疫情应对的特点，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孔子在春秋时期兴办私学，广招学徒。他在教学中善于诱导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如“循循善诱”“温故知新”等；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和学习的过程和态度，主张“因材施教”；注意学生“学思行”的结合；注重道德教育任务的培养，向学生传授“知”“仁”“勇”三方面的知识，这也是知、情、意的道德教育的基本过程
——摘编自陈景磐《孔子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努力践行平民教育的人物——陶行知，他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创办了各类新型学校。他认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教育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陶行知凭借其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注重实践探索的积极创举，在中西方文化巨大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毛泽东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摘编自王琳《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对当代教师教育的启示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办学的历史背景，并概括其教育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教育存在的不足，并简要分析毛泽东称赞陶行知“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原因。
材料一 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公元510年，第一个由政府管辖的“医院”由南朝君主建立。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已出现。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在古代中国，医院一直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朝廷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入宫。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方郎中充任，走乡串户，悬壶行医。“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护理皆在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求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
——据廖育群《岐黄医道》等
材料二 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随后政府和民间人士相继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到1920年，在大城市新式医院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医家”，成为医疗机构的主体部分。在工作效率上，近代医院制度借助科学化的医疗器械和严密的病理分析，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在医疗行政方面，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卫生司，医院不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西方医疗制度还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各地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改变了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医疗制度的特点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
（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概括指出中国近代医疗制度的变化，并简要分析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先秦诸子多主张广土众民，秦汉至唐宋的统治者及思想家也大多热衷于此，他们往往主张人口愈多愈好，把人口的增加作为衡量国家强盛的标准，因为无论从生产的发展还是国家赋役来源看，人口和土地都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因而，提倡与鼓励人口的增殖长期占据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理论的主导。到明清时期，人口急速增长，社会问题日多，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观察与思考，其中的典型是清代学者洪亮吉。他指出：“治平（即社会安定）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五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止增二十倍焉。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
——摘自裴倜、王冲《中国古代人口思想及其规律》
材料二 进入近代，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人口问题也日益尖锐。有识之士始终关注人口问题，提出一系列主张。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后，改变了原有的“人多致贫”的观点，认为西欧人口密度虽大于中国，但因能开辟生财之源，所以无人满之患，主张学习西方善用机器的殖财养民之法。梁启超也主张“即使无外界之侵入，而生齿目繁，人满为患，犹且非兴新业，不足以相周相救”。“尽地力者，农、矿、工之事也。”如能采取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地力，“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他认为早婚有五害：“害于养生”、“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认为愈文明愈晚婚。严复从物竟天择的观点去理解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种族竞争主要是质量而非数量的竞争，中国人口量多质劣，难与西方抗衡，主张变法，提倡优生。
——摘自李竞能《中国近现代人口思想》
（1）根据材料一，指出洪亮吉人口思想与中国古代主流人口思想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人口思想得以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