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等

材料二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严词拒绝英国遣使进京。庚申之役后，清廷被迫允准外国公使进京常驻，但对遣使驻外无意执行。1864年，总理衙门将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作《万国公法》分发到沿海各重要口岸。1875年，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使英。甲午惨败，清廷被迫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庚子国变后，清廷广兴新式学堂，鼓励有志青年留学西洋，新式人才逐渐成为驻外使臣来源的主流。1901年，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上。1911年，外务部职能趋于简化，“大臣掌主交涉，昭布德信，保护侨人佣客，以慎邦交”。

——摘编自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

材料一   “大一统”理念影响下的中国对外关系，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没有“国家间”外交，没有与中国平行的、多元的国家观念，“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只有君临天下的一元等级世界秩序：中国居天地之中心，以控周边的万邦属国。华夷之辨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关系，确立了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进而形成了对外关系格局里中国居高临下、傲视万国的情势。怀柔远人指导下的对外关系，是一种对外国单方面施恩、关怀的体现。

文：朝贡、贸易、通过使节团传播先进文化、教授接纳留学人员。武：军事打击；实质是以文化感召为导向的军事基础型外交活动。体制：天下体系——君臣关系，强时为君，弱时为臣。中国处于儒家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位置，既保有道德和法律上的至尊，又能以军力保护诸国，同时在外敌入侵时由邻国充当挡箭牌，为中国争取缓冲时间，实际上也是一种精密的国际安全体系。

——《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与清政府的三项外交原则》等

材料二   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清朝原有的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对外事务的机制，根本无法满足西方国家想要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关系的强烈要求，传统的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体制被打破。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成立。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不但包括办理对外交涉、通商等事，凡与洋务有关者，比如修建铁路，开矿办厂，购买机器、船炮、枪械，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管理关税等，皆归其管理。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王朝的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总理衙门的设立，改变了中国过去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局面，使中国有可能步入国际外交轨道；再次，总理衙门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专门外交机构的政治体制格局；最后，总理衙门还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的通例和自己的国情，确定了中国的国旗、国歌，使中国不再以王朝而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