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张之洞曾强调：至各种西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1901年，他与刘坤一联街会奏，力陈变法诸事，其中之一是“奖励译书”，特别提倡翻译日本法政、文教类书籍，缘日本言政言学各书……与中国时令、土宜、国势、民风大率相近。且东文东语通晓较易，文理优长者欲学翻译东书，半年即成，凿凿有据。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称：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译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清末十余年间，社会需求、文本、译者、翻译出版机构一应俱全，日籍汉译便成为移译西学入华的速成之法，中国翻译的日文书（包括日译西书和日人自撰西学书籍）急速增长。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清末十余年间，汉译日籍成为中国读书界的主体读物，时人称：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之稍稍变矣。在“留日热”“译东书热”的推助下，“日本新名词”在清末民初如排山倒海般涌入，充溢于中国人的口谈笔下。

——摘编自《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

材料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建立，传统单一的法律体制局面被打破，打乱了清王朝的法律体系。《大清律例》不得不进行修改。经过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的创巨痛深，清政府由被动走向主动，开始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改变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传统架构，建立诸法并重、诸法分立的近代法律体系，与世界法律相衔接。例如，区分实体法和程序法，制订刑法、民法暨诉讼法，以及其他部门法。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公民有人身自由权，即不受非法逮捕、监禁、处罚权。而从《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更为“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尽管作过民事调查，却没有很好地容纳本国民事习惯，当时便遭到猛烈抨击，民国初年最终被废弃。

——摘编自李育民《中外条约关系与晚清法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