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以前人口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六千余万……到12世纪初（即北宋末年）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虽然宋朝比前代繁荣，但在开国100年后也遇到了历史循环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题。……人口增长是造成这种衰退的一个原因。在农业国家里，人口增长可以增加赋税，但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与粮食生产失去平衡，结果要养活的人口越多，赋税的盈余也就越少。……人口增多，意味着农庄缩小和土地的过度耕种，结果小农纷纷破产或者沦为地主的雇农。地主虽然在理论上亦和农民交纳同样的赋税，但他们常常可以通过与官府的关系免交或少交赋税，这样地主手中的财产越积越多，而国库收入却越来越少。

——摘编自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一   隋唐以前中国人向外国移民也是有的，但是规模很小，是偶然的，没有在海外形成华人社群。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移民逐渐增多，汇成巨流，首先在东南亚初步形成有规模的海外华人社群。在当时的柬埔寨，“番杀害唐人，即以番法偿死，如唐人杀番致死，即罚重金，如无金，即卖身取金赎。”明中期以后早期的海外华人社会逐渐形成。清中期以前的千百年间，中国移民几乎仅限于东南亚各国和日本、朝鲜，俄国、中亚、印度和东非也有极少的华人，此外的广大世界并没有华人的踪影。

——摘编自劳焕强《小议近代中国移民政策与西方殖民政策的差异及其原因》

材料二 清代前期政府想方设法破坏华侨社会，颁诏将海外华人召回或是行文至东南亚各朝贡国，要求押解华侨归国。乾隆五年，在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城，荷兰殖民者杀害华侨近万。而乾隆皇帝却说：“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方风气的影响，朝廷对护侨的态度也积极起来。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放宽华工出洋的限制，但同时要求地方大吏应与外国使节“会订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从这一年开始，清政府才开始意识到海外华人也是大清子民，需要庇护，清政府第一次从国际的法理的立场来关注华侨并对其生命和财产安全制定相关政策加以保护。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经历了数次大规模内外战争，为了筹措经费可谓是绞尽脑汁。而在此时，华侨为了得到大清朝的承认和护佑，个个慷慨解囊，清政府发现海外华侨的捐款和汇款简直就是一座大金矿。

——摘编自劳焕强《小议近代中国移民政策与西方殖民政策的差异及其原因》

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从初期的几百万到上千万乃至过亿。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高达2.47亿。人口流动多从农村流向城镇，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也不断增加，如2010年省际流动人口的近20%来自城镇，省内流动人口的近46%来自城镇。80年代，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入地主要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90年代后，东部沿海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2000年~2010年期间太原、武汉、西安、郑州、合肥等中西部城市省内流动规模和比重都出现较大幅度增长。80年代流动人口中小学学历占比接近40%。90年代，初中学历占比上升为第一。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中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都有明显上升。

——摘编自王桂新《新中国人口迁移70年：机制、过程与发展》

材料二

材料一   1885年英国地理学家莱文斯坦在其著作《人口迁移规律》中，针对人口迁徙规律总结出“推拉理论”。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是完全盲目的无序流动，而是遵循着一定规律。在推拉模型中，“推力”是指原居住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

——摘编自胡磊、刘胜男《人口迁移行为规律及其理论进展》

材料二   “华工之往美，实由美人之招之使来也。当加罐宽尼省（加利福尼亚）初合并美国之时，急于拓殖，而欧美及美国东部之移民，惮其辽远，来者不易，资本家苦之。及觅得金矿，盛开铁路而劳佣之缺乏更甚，是以渡海而求之于中国。今此，加罐宽尼之繁盛，实吾国人民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903年

材料三   从2008年到2017年，我国13批次的“千人计划”，目前共引进人才7千余人。在“千人计划”的引领下，中国各地引进高层次人才、留学人才5.39万。尤其在中国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各领域专业型人才，例如2013年北京就有合同聘用境外专家22604人，持工作签证者20869人。上海合同聘用专家人数更多，达51805人，持就业签证者也达58911人。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