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王正妻所生之子称嫡子,其妾室所生之子为庶子。周王的嫡长子、嫡长孙一系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称其为大宗。次子、庶子的后裔相对于大宗称为小宗。而次子、庶子的嫡长子、嫡长孙于本支又是大宗，其次子、庶子之后裔又是小宗，由此类推形成成一个庞大的宗族网。小宗必须服从大宗。

材料二   他（秦始皇）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监视他们。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当代史学家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作了如下总结∶皇帝从资历较浅、地位不高的心腹近侍或仆从中选拔一些人来承担政务，逐渐演变成正式的辅政机构，当这些辅政机构和官员的权力较重时，皇帝又从更为亲宠的近侍或仆从中另选一些人来承担政务，有意架空原有的辅政机构和官员，剥夺其实权，仅保留虚衔或使之变为荣誉职称，然后又进行下一轮的循环……每一次循环的结果，都使得中枢机构原权力更分散，皇帝的权力更加强。这种不断地转移与分散，是君主专制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

材料一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材料二   有史学家认为，从秦汉起，官僚体制就是中国制度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子问题：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制衡；二是官僚的选拔问题。

材料三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为政以德——防治腐败的德治经验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和“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官德。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来看，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

（二）御史之名——防治腐败的监察经验

材料二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摘编自《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材料一　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贞观政要》引唐太宗语

材料二　传统相权的衰落，宋代是一关键。据司马光说：“淳化中……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房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

材料三　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

——黄佐《南雍志》明太祖语

材料一   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

——摘编自瑰晓巍、钟卫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材料二   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