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代，饮食行为被纳入“礼”的范畴。君臣宴乐之时，按照不同等级、身份配置不同的餐具以及餐食，一人一案，跪坐而食。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族交融，给中原传统的礼制带来了 冲击。

材料二 唐代，中原地区传统的低矮餐案逐渐被北方游牧地区更为舒适、便捷的高足桌椅取代，传统的跪姿习惯也逐步变成了更舒适的垂足而坐。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不拘一格，敢于挑战传统礼制，在饮食生活上饮宴成风，聚会成群。统治阶级也推崇并引领宴会社交之风气，人们渐渐习惯于围桌而食，同桌不同器，聚食而分餐。

材料三 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自由结社、朝堂论争，也可以归隐自然、追求自我。各个阶层的接触机会增多，社交活动频繁。临安等地“买卖昼夜不绝”。传统的分餐制，已不符合饮食者对美食和氛围的热切追求，也不符合经营者多元经营特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要求。同桌群聚，同盘而食，各取所需，满足了官场结党、商业联系、亲朋联谊等各类聚会需求。

——摘编自周扬《“分餐”与“合餐”的衍变》、陈伟明《分餐传统为何在唐宋时期发生改变》、 田芬《唐朝饮食文化中“合食制”流行成因探析》等

材料一 大一统是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国家治理其自身的重要内容。其思想渊源很悠久，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就使用“五服”等空间、区划、亲疏等级概念构筑出包容有序的统一理想。以族系认同为标志的血缘、历史文化认同，在先秦时期也已形成。到战国晚期，“定于一”“天下为一”的学说在社会上已产生。可以说，从政治框架的理想构建到血缘历史文化认同，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战国时，大一统开始向政治实践转化。

——摘编自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秦汉以后中国就建立起发达的官僚组织体系，从中央，到郡县，再到乡里有一套层层隶属的行政系统。但是受制于农业帝国有限的生产剩余，国家并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官僚体系，越往基层社会，官僚越少，县令都是“牧民之官”。除了税赋徭役治安之外，国家主要实行“以民治民”的统治策略，并不主动干预乡村社会。基层社会的众多公共事务由农民通过家庭、宗族、部里或者村落来处理。在“官事官办”纵向结构之下是“民事民治”的横向治理，由此形成国家的纵横治理结构，并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承继下来。

——摘编自任路《“家”与“户”：中国国家纵横治理结构的社会基础——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

材料一

材料二唐朝的相权可谓是由集体领导的，在这一集体领导体制下，至少有皇帝、中央政府和朝廷监督的代表三方共同构成一个集体权力机构……且这种集体领导体制自此在中国历朝廷续，直至清代。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

材料三

材料一   西周以西方ー个小国代商而有天下,苦于兵カ单薄,不足以镇压东方各族人民,于是大封同姓、异姓及古帝王之后于东方,以为周室的藩屏。

——摘编自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元朝之前中央在划分一级行政区域时多借助高山位、大河走向来确定行政区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区域民众习俗的相似性。同时方便疆域的划分与勘察,但也极易使各地区形成割据势力。元朝由于疆域不断扩大,且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其对各区域的统治面临较多挑战,为避免中国本部人民据地势进行地方割据,通过以北制南、犬牙交错的方式对各行省城进行整合,通过一个行政区域的管理增强多民族统一

——摘编自曹兴兵《元代行省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

材料

图1

图2

图3

材料一   西周初年，周天子“封邦建国”，推行分封制。“授民授疆土”，周天子将同子弟、异姓亲戚功臣、旧邦之后分封在东方各地，由他们去治理当地的土地和人民。分封过程中土地占有的多少是西周统治阶级等级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说周初分封了71国，姬姓有53个，占其中的绝对多数。分封制不限于东方，后来又推行到周的“北土”和国土”。这些受封的诸侯国对周王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西周的分封较夏、商，则更加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当时有积极意义。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教师用书

材料二   至汉初，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已经发中国的变化，封建土地所有制物历史主展的主流。然而，推行八百年之交的分封制没有使人民上已根深蒂固有制成为历来的六国旧黄族仍在思念故土，且秦朝暴政开没有使人民感受到封建统一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人民难免对以前分封时代存有怀念。因此，秦亡之际，在各阶层中又形成了一股要求分封的强大思想。汉高祖刘邦能够审时度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分封，对于稳定社会形势，巩固和维护汉王朝的统一起到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刘庆涛、左玉莲《试论汉初封国与西周分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