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治驰道”，全国逐步形成以驰道为主干的陆路交通网络。秦汉驰道中央三丈之地，“惟皇帝得行，树之以为界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在秦汉帝国的交通生活中，因为“道路相高”往往导致“喧竞”“冲突”，“贱避贵”就成为维护交通秩序的主要原则，违者将处罚金甚至笞刑。以后历代皆沿袭这一规制，并进一步发展为“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的传统。汉代主要交通干线的规划、施工和管理，往往由朝廷决策。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汉顺帝延光四年（126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而诸如交通道路的修筑、管理和养护，则由地方行政长官直接负责。《史记》记载：“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居延汉简也可见“戍卒”兼任“车父”的情形，这里的“车父”当大致与主要以转输为职任的“漕卒”“委输棹卒”身份相近。
——摘编自王子今《中国古代交通系统的特征——以秦汉文物资料为中心》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巩固国防、繁荣经济文化、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前提。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干线公路和县乡公路的新建、改建和重点水运工程建设。公路战线的职工们牢记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誓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建成了川藏、天山等工程艰巨的重大战略公路。铁路战线也广泛开展毛泽东“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办路宗旨教育，树立主人翁意识，仅“一五”计划期间就新建了宝成、鹰厦等33条铁路，新建、修复铁路线一万多公里。毛泽东认为兴办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中央和地方群策群力，同时力求做到统筹兼顾、科学决策。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为解决交通建设人才短缺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铁道部等“自己要办学校”，并亲自为“北方交通大学”题写校名，任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担任该校校长。
——摘编自王戎《毛泽东新中国交通建设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时期交通建设的特征，并对其作出简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的交通建设思想及其对我国当前交通建设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