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因制度创新而崛起，亦因制度僵化而灭亡。制度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制度变迁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均存在历史局限性。创新程度如何，变迁方式如何，均要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秦亡的教训被汉朝所借鉴，虽然汉代制度设计没有突破秦代模式，但统治者却以渐进的方式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直到汉武帝时期方才实现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绝对控制，完成了秦制在全国范国的推广。

——摘编自周辰《创新与僵化：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之兴亡》

材料   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国家大小都有或兴或衰、或存或亡的变迁史。这个问题从古至今存在两类回答：一是单因素决定论，另一是多因素决定论。现代之前，全都是单因素决定论，如儒家道德决定论、法家法制决定论和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到现代有所变化，一方面仍提出诸多新的单因素决定论，另一方面出现了多因素共同决定的解释，只不过在“多因素”的看法上存在差异，有的认为多因素包括道德、法律、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英雄、战略、制度等所有相关的社会因素，有的认为只是其中的某几种。

——摘编自《论制度决定国家兴衰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