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赵）普曰：“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上（宋太祖）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摘自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节镇太重，君弱臣强”是汉唐两代留下的最为惨痛和深重的历史教训，这一教训，如同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时刻警醒着赵宋君臣。
——摘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二在地方治理的中间环节的设置和管理上，赵宋王朝……创建了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常平、茶盐则隶之提举，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四司互不统属，长官地位相侔，各自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官员，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中央部门，办公地点也不在同一州内……所以，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中央始终能够维持政权统一和政局稳定，地方上没有出现足以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可以说，路级机构分权制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摘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用东汉末年、唐朝中期以后的相关史实论述“节镇太重，君弱臣强”留下的“最为惨痛和深重的历史教训”。
(2)在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中央政权相对统一和稳定。根据材料二概括说明“路级机构分权制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宋代地方治理上“分权制衡”做法被明、清所继承，结合明、清相关制度加以说明。
材料一 西汉王朝在部分地区恢复封建形态，分封诸侯王国。汉景帝以后，王国的地位等同于郡。经西汉一代的变化，郡级政区（郡与国）数量与秦代相比大幅增加。西汉末年的郡国总数增至一百零三，共统辖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国的管理幅度为十五个县，也还算适宜。但是对中央政府而言，要直接管理百来个郡，这个范围却是太大了。因此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十四部，作为监察区。首都周围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统辖，其他郡国则分属十三个刺史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按六条规定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但不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而郡太守的品秩却是二千石，“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种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行之颇为有效，郡太守大都能克尽厥职，奉公守法，汉宣帝因此甚至发出“与吾共此（指天下）者，非良二千石乎”的感叹。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
材料二 东汉初年，郡县设置并无变化，但两汉之际的战乱造成人口锐减，为紧缩行政开支，减少赋役负担，刘秀裁并四百多个县，并裁去郡都尉，将其职权合并于太守，使太守权力明显扩大。同时，刺史的权力也呈扩大趋势。西汉刺史作为皇帝耳目权势很大，此后其实权又不断扩大。东汉中后期因战事渐多，刺史常率兵出征，并利用兵权勾结地方豪强。
——摘编自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以来地方行政改革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因素。
材料在战国时期，秦国开凿水渠浇灌庄稼，关中水网密布，巴蜀有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小麦种植面积大为增加。秦汉时，不仅中原地区基本实现“铁器化”，四周边远地区也先后实现此进程，铁器的重要性在农业生产中日渐显现。汉朝廷比较重视牛耕的推广，对所徙民、屯田民或“假与犁、牛”，一些地方官吏，如龚遂、王景、任延等人，也比较注重牛耕的推广。汉代，水利事业较为发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如漕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史记·河渠书》有载：“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赵过在推广牛耕的同时，亦据“古法”推广代田，“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概括秦汉时期的农业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时期取得农业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
——范晔《后汉书》
材料二 武帝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人当中，先后拔用了严助等人，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侍中、常侍等加官，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武帝还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比用士人更为得心应手。这些人在皇帝左右，逐渐在宫内形成一个决策的机构。
——吕思勉《秦汉史》
材料三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名，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指尚书台）。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范晔《后汉书》
注：《后汉书》为南朝宋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述东汉史事的史书。吕思勉编写的《秦汉史》成书于1947年。
1．根据三则材料，概括从西汉到东汉这一时期丞相与尚书的地位的变化过程。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汉代庄园主对依附农民行使的是一种以族权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系家长的族权为核心，以邻里关系、同乡关系、主客关系为辐射。它既表现为同宗、族人、邻里、同乡及其他依附农民对庄园主的一种君主般的尊数和畏惧，又表现为庄园主对族人、乡里等人所行使的一种周济族人、关心乡里的"聚族"之权。庄园主对于庄园内依附农民的这种统治权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更能深入被统治者的心理。这种政治权力还表现在文化教育上。庄因内的学校一般在农闲时开学，除供地主子弟学习外，一般依附农民的子弟也可入学。庄园主可借此向农民子弟灌输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教育内容。到东汉末期，田庄向武装化、堡垒化发展，庄园主的政治权力在庄园内无所不包。
材料二 西欧封建主对庄园内的农奴具有一种法权，这种法权以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及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平等，权利则总是在领主一边，对于农奴则总是无穷无尽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表现为一种法律形式∶封建主占有封土，既有法律形式即分封、效忠仪式，也有法律内容即载明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书或法律惯例。封建主从农民那里取得土地，一般也是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完成的，当然其中含有封建主仗势进行抗夺的内容。委身农被迫把土地给封建主时，双方也都订立了载明权利和义务内容的法律契约，而且这种契约有固定的式样和约定俗成的语言。农奴的人身依附程度，一般也都根据本庄园的习惯法而定。西欧庄园内的农奴人身问题，很难找到两个庄园相同的标准，都是依据各庄园公社的习惯法而定，庄园主则是这个法律的执行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竹云《汉代田庄与西欧庄园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庄园主政治权力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庄园主相关权力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田庄相比，西欧封建庄园在基层管理方面的不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