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为部分古籍关于魏晋以前诗歌的记述摘编

材料二   魏晋之后，名为乐府诗，但只取其旧题而完全脱离了固定的乐府曲调，不能唱只能读的，和不依旧题，自编新题名目，只可读不能唱的两种形式的诗歌日益增多，这正是以纸为媒介的文字交流兴盛的结果。书信中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彼此互寄所作诗赋的情况，诗作的题目中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答某某》《和某某》《赠某某》这样的字眼。可见这时文人之间交流情感，已经是把歌词写在纸上，让对方在纸上去看。诗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直抒胸臆，变得越来越重视情境的描绘；由过去的感于哀乐肆口而发，变得越来越重视伫兴（感情的蓄积）与构思；由过去一唱三叹的声气的强调，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藻饰和排铺。

——摘编自李壮鹰《纸与诗》

材料一   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战国时期士人无秩序的流动相比，两汉时期，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各项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从流动的趋向上来看，“学而优则壮”是汉代士人的主要价值取向，此外，学术领域，方术领域，工商领域等社会领域中也有大量士人流入。在隋唐以后“科举的社会”中，乡间社会是落第士人在科场困顿后不得不选择的归处，汉代则不然，广阔的乡间尽管吸纳了很多仕途失意的士人，但同时也有相当规模的士人，在绝意官场或无心工商、方水等社会领域后，自觉主动地选择沉淀于其中。汉代四百年间，以儒士为主体的士人持续性向官场的流动，有精于此，汉代政治的尚贤特质才开始形成，并最终定型。

——摘编自杨豪马德青《汉代士人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二   社会流动充允许队一个社会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有的经提升而转移到较高的阶层，有的经下降而转移到较低的阶层，对于中国的社会晋升途径，有教育、行医、从军、从政、经商、婚姻、革命和造反等途径。有学者分析了近代直隶农村的社会流动，认为“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晚清直隶农村社会成员在农村危机、近代化带动、大众追求三个动力合力的作用下，通过科举、新式教育、参军、经商、流民等各种途径实现了社会垂直流动。”

——摘自杨豪《回顾与思考：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述评》

材料一   秦汉（主要是汉代）时期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从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秦汉时期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

——摘编自李宗桂《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材料二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体现出一种济世情怀。当时士人对流传多年的传统经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绝不轻易认同前人，并对传统经学家“疏不破注”的做法不以为然。最具代表的人物有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三人。宋代学者几乎对所有流传下来的经典，都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盲从古人。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岚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摘编自董德志《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