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材料一   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战国时期士人无秩序的流动相比，两汉时期，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各项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从流动的趋向上来看，“学而优则壮”是汉代士人的主要价值取向，此外，学术领域，方术领域，工商领域等社会领域中也有大量士人流入。在隋唐以后“科举的社会”中，乡间社会是落第士人在科场困顿后不得不选择的归处，汉代则不然，广阔的乡间尽管吸纳了很多仕途失意的士人，但同时也有相当规模的士人，在绝意官场或无心工商、方水等社会领域后，自觉主动地选择沉淀于其中。汉代四百年间，以儒士为主体的士人持续性向官场的流动，有精于此，汉代政治的尚贤特质才开始形成，并最终定型。

——摘编自杨豪马德青《汉代士人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二   社会流动充允许队一个社会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有的经提升而转移到较高的阶层，有的经下降而转移到较低的阶层，对于中国的社会晋升途径，有教育、行医、从军、从政、经商、婚姻、革命和造反等途径。有学者分析了近代直隶农村的社会流动，认为“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晚清直隶农村社会成员在农村危机、近代化带动、大众追求三个动力合力的作用下，通过科举、新式教育、参军、经商、流民等各种途径实现了社会垂直流动。”

——摘自杨豪《回顾与思考：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述评》

材料一   西汉前期的墓葬一般比较节俭，真正的厚葬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以后，汉代帝王的厚葬现象开始十分突出，丧葬耗费尤为惊人。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气孔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窦馆夫妇墓葬中，随葬品豪华奢侈、“厚葬多藏，器用如生人”。不仅墓制模仿生前的地面住宅，随葬品也尽量做到应有尽有，包括人生前所用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处处部是生人的翻版。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在权富豪党竞奢厚葬的影响下，也纷纷募效、厚葬成为一时风气。丧葬本来有严格的礼制、但汉代旧礼已破、礼又未确立、人们往往随心所欲，自行其是，竞相僭越。昭帝时，贤良文学认为：“生不致其爱敬，死以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放，至于发屋卖业。

——摘自王忠《两汉时期的厚葬之风》

材料二   “世俗轻愚信祸福者，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空家以送终。”“无益于奉终，无境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厚葬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受得起的消费，对于广大贪苦农民来说，他们”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汉墓十墓九空，绝非夸张，可以说厚葬之初，也是盗墓之始。就汉代而言、厚葬与“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的封建礼创制背道而驰，破坏尊卑之序，冲击封建治秩序。

——据王充《论衡薄葬》、班固《汉书成帝纪》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