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几千年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学家总是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体现出整体的思维特征，如《史记》中关于天象、自然及其对人事影响的记述等均属于此类。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如《汉书》中的本纪、列传、志、表四种体例都具有贯通意识，还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史学家们不仅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还将儒家圣人的是非作为史学道义的标准，书法不讳，《汉书》以“旁贯《五经》”为撰述原则。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材料二   中国近代史学产生于社会激剧变动的时期，是在晚清王朝腐败无能、国人饱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晚清时期，梁启超以署名“新史氏”在《新民丛报》上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在此时期，他还撰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文，王国雄也认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地位”，不擅长“抽象”、不精于“分析”

——摘编自张越《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深刻的变化，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就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著作以指导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他们指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

——摘编自瞿林东《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

材料一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国及各诸侯国二百余年的历史，内容以诸侯、大夫的政治、军事活动为主。

《史记》成书于西汉，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了上古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材料二   在欧洲，19世纪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历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自然界的规律适用于人类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适用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应该以回忆录、日记、外交报告等原始文献为材料，通过科学的解释方法，寻求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引起欧洲史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很多史学家批判拿破仑对各国的侵略，认为历史是体现民族特性的标志。各国相继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大型史料集，编纂各自的国家通史。普鲁士的《民族历史评论》发刊词说，历史“比任何学科都有助于全体德国人民的统一”。

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仍然是社会上层，但包括工人在内的社会下层的历史也逐渐受到关注。1850年，斯坦因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思格斯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材料三   “历史有什么用呢？”面对孩子的疑问，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撰写了一部史学专著来回答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