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中国古代的民族交融，始终是双向进行的。这种双向的交融，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对各民族自身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被汉族文明吸引后，便会加速其由质而文的历程；而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有利于汉民族摆脱上层社会纤弱庸俗的颓废风气，转而呼唤粗犷和刚健的气质，开始了由文返质的变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正是在这种似相反实相成的变化过程中，逐渐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差别，加速了各民族的文明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张采民《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

材料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和连绵不断的战乱，引发了一股股气势磅礴的移民运动。西晋末年，逃生的中原人民大多迁到江左定居，与当地人民同耕共织。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涌向中原地区。淝水之战以后，拓跋珪建立北魏，定都平城，推行一系列仿效汉族封建制度的政策。平城成为吸附与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一直传续到孝文帝统治时期。孝文帝改革使融汇于平城的文明潮流随之涌向洛阳。在江左的东晋、宋、齐各朝发扬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也随着南北士人的交往而互传，从而形成南北文化不断地交流融汇的生动态势。

——摘编自李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