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和民族交融是重要的历史现象。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占人口输出区总数的1/2左右。其中，由秦、雍地区流出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1/3；从并州迁到冀、豫等州的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2/3。……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交融。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与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之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材料二   在灯火困难的古代，官方对于民众作息时间的管理，是一件关涉到“秩序”的大事。朱熹曾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北宋初，《宋刑统》明确规定：“犯夜（禁）者，笞二十。”后宋太宗仿照唐制，于东京城设置街鼓，在夜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宋仁宗时，夜禁仍然实行，但此时的东京城已“不闻街鼓之声”。北宋末，东京城的州桥夜市“直至三更”，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夜禁实际上已经废除，古代城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变革得以完成。

——摘编自冯之余《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