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唐朝立国以来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唐政府颁行了八部历法。唐初的《戌寅历》是为建立新王朝正朔而颁行的，为李唐在隋末争夺天下奠定正统地位，起到了变革人心的舆论宣传作用。唐高宗时选择制定《麟德历》以取代《戌寅历》是为了迎合“甲子革新”理论以及汉代落下阂所谓“圣人正历”的谶纬之说。自武周代李唐至李唐复辟，其间未颁行的《光宅历》与颁行的《景龙历》均是政治变革的产物，武则天欲以《光宅历》彰显武周新朝的新气象，唐中宗欲以《景龙历》展现其中兴李唐的功绩。唐玄宗在帝位稳固之后，颁行《大衍历》以粉饰太平盛世，甚至为了树立自身“圣主”形象，不惜在历法上与其祖父唐高宗争落下闳“圣人正历”所预言的对象。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出于与玄宗时代做分割以及和安禄山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目的，废止了历术精密的《大衍历》而颁行《至德历》。唐后期由于皇权衰落，自唐代宗至唐穆宗，诸帝皆颁行新历以象征革新意义，这似乎形成了新帝必改历的不成文传统。

——摘编自刘彪彪《唐代历法改革、颁赐与政治研究》

材料一

材料二       大业元年三月丁未（十七日），隋炀帝杨广下诏派杨素和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营建东京，每个月役使壮丁二百万人，又将洛州城内的居民和各州的富商大贾几万户充实到东京。……3月21日，征调黄河以南各郡县民工一百余万人，开挖通济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