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全国水利工程共236处，前期为155处，后期81处，前期约占三分之二弱。若以秦岭及淮水以南为南方，以其北为北方，则北方前期水利工程占104处，南方51处，北方占三分之二强。但若加上前期陇右道地区的水利，则前期北方占十分之七八或更多。从后期南北地区情况看，后期81处水利中北方仅为14处，南方67处，南方占十分之八强。
——摘编自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西汉时期水利兴修的特点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代水利工程的分布概况及形成原因。
材料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即位后，就“遍封宗子”问题征求意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遍封宗子”“不便”；魏征认为如果封建诸侯，会造成财政困难；李百药说封建会导致宗室间攻战相残。柳宗元在《过秦论》中列举秦朝“有叛民无叛吏”、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无叛州”，由此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萧瑀认为：“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虽然分封制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太宗也明确表示“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但贞观十一年太宗诏曰：“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先后任命了21个亲王和14位杰出功臣为世袭的州府刺史。正如刘秩所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
白居易在《议封建论郡县》中认为周代封建诸侯而亡是因为“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无分封而灭是因为“群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代七国之乱乃“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繇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
——摘编自冯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主要分歧。(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任意一个主张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唐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所谓“道”的划分，道之下是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唐太宗贞观初年，把全国分为十道，这时道只是一种监察巡视的区域，巡视道的官员都属临时派遣的性质，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分全国为十五道，各置常设的“采访处置史”管理，后来地方官吏的权利日益增大，节度使往往兼领道的长官，掌握军政大权，道也成为军事割据区或行政区，于是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摘编自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宋朝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起初是依照唐制分全国为十道，997年改全国为十五路（类似现在的省），后不断增加，直至二十六路。在路之下，宋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州、县两级，与州平级并存的还有府、军、监等机构。在路、州增设“监司”、“通判”等职，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但也造成宋朝冗官多的弊病。
——摘编自周宝珠、陈振主编《中国历史·宋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
材料一 唐立国之初即改郡为州。贞观元年，鉴于州地域太小，数显过多，便设“道”，全国分十道，每道派出采访使，为代表中央的具有督抚监察职能的官员，后增至十五道。景云二年，唐政府正式置节度使，集军、政、财、监察权于一身……特别是边境藩镇，拥兵自重，威专一方。由此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平定后，唐朝出现落镇割据。黄巢起义之后，唐朝彻底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已经名存实亡。
材料二 宋代地方行政组织分路、州、县三级，同时另有府、军、监等机构。宋仁宗时全国有州府、军、监一级政区二百二十二个。《宋史·职官志》说：“宋初革五季（五代）之患，诏各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宅）以留之。分命文臣出守列郡”。宋还在行政首长之外又增设“通判”一职。规定凡州府文件，必须经通判连署之后方能有效。宋还在州一级设“监当”一职，制衡知州或知府的财政权。宋代的这些政治措施，虽然能防范地方造反或违抗中央，但其弊端也很明显，便是造成内重外轻。
——以上材料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1)根据材料，简析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及对现代治国理政的启示。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物——小麦——引入该地，稻麦复种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随着粮食产量的有效提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犄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
——摘编自张欣《“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徙与技术革新及影响》
材料二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具有许多改进，曲辕犁得到了推广，筒车也在南方各地的水田中得到应用，水利灌溉事业进步明显。《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达49项，居各道之首。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也传到浙东；南海、广州和桂林的棉纺织业已全国闻名；南方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有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也是唐代的造船基地。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会点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广州则发展为唐代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各道，形成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摘编自张瑜《浅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唐代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指出其对经济格局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进唐代南方经济发展的时代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