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李商隐（813一858），开成二年进士，晚唐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在李商隐不到1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少年时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唐大和三年，他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受到令狐楚的欣赏和器重，令狐楚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

李商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通过揭露晚唐皇帝服药求仙，慌于政事，不顾民生的昏庸特性，寄寓了自己在政治上备受排挤、壮志难酬的感伤。诗人描写晚唐荒凉到“高田长槲栎（hui们），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李商隐曾做县尉，不满于对县太爷卑射屈节，告假回长安，并作诗《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求假归京》。李商隐经历了唐朝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个皇帝，前几个皇帝要么被宦官杀死，要么被宦官所拥立。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