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代，流刑开始被列入刑罚正刑的五刑之中，犯人被判罚的流放里数也有了明确的层级规定，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两千里作为流放的三个里程等级，初步形成“三流制度”。唐代时，流刑的刑罚更加严苛，开始以两千里作为“三流”的起点，最高里程可达三千里。宋代被流放的政治犯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如下表所示：

一般罪犯则被流放到受到少数民族政权袭扰的北方，流放犯在这里充当边界军队的劳力，带有戍边的目的，这就是“充军”。“充军”正是宋代最流行的一种流放形式，将流刑与军事守备紧密结合。

——摘编自刘安迪、周东平《宋代流人量移考》

材料二   清乾隆年间，大量遣犯被发往新疆种地、为奴或当差。被遣往新疆屯垦的犯人，被鼓励携家眷一同前往。遣犯沿驿站路线被发往新疆，途中的一切费用均由官府承担。政府分给遣犯地亩、口粮、籽种、农具等；勤于耕种的遣犯获得奖赏；准许遣犯在一定年限内转入民籍。地方督抚饬令各府、州、厅、县官员，详查递解（官府将罪犯押往远地）的各省遣犯的籍贯、罪由、人数、病故、脱逃、拿获情况，以及供支造犯的钱粮数目；再经各省按察使、布政使汇总核查，于每年年终由督抚联名以奏折汇报、题本奏销的形式提交中央。

——摘编自郭文忠、祖浩展（乾隆朝发往新疆遣犯人数估算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