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对于信息渠道的重视与经营，增加了合理决策的可能性。不同系统的众多机构、相互交错的多条途径，自不同角度提供情况报告，其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消息虚假、来源梗阻的可能性。发现问题时，朝廷经常布置诸司协同“会问”，注意多层面的检查，甚至特派专使进行“勘验”，以便多方位复核所掌握信息的可靠程度。宋代的诸多信息搜集传递系统是相对独立地进行运作的。多途信息渠道的最高协调机构，主要是执掌中央政务权力的政事堂，而信息搜集的最终汇聚点，是君主的“御前”；对于国家大事最终的处断裁决，原则上也出自皇帝。

——摘编自王小甫等编著《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被称为“旋转门”。智库（Thinktank）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高官，直接参与政府决策；政府官员退出官场，摇身一变又成为智库学者。美国智库较高的独立性确保了其研究成果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不被人为因素或外界因素所左右，成为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的根本保证。智库的大量存在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思想高度活跃，多元化的思想观点经常相互碰撞，火花频现，竞相呈现影响力。当危机发生时，智库提出各种策略和建议，供政府决策参考。智库参与政府决策，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专业性，弥补了政治家专业知识的不足。学者们可以通过“旋转门”踏入政界，政治家可能通过“旋转门”回归学界，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成为美国政治的一道独特风景。

——摘编自王波《“旋转门”与美国民主政治》

材料   两宋部分诗文作品简表

材料一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个人都依附于某种天然的共同体，包括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天然共同体和拟制的血缘共同体。最初的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非常之弱。个人完全融于天然的共同体里面。当国家产生后，国家就分享了个人的认同和忠诚，削弱了个人对部落、氏族等天然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有了国家之后，氏族和部落就由贵族来代表，个人依附于贵族，贵族再依附于更大的贵族即国王。个人与部落的关系演变成“家族（个人）——诸侯（贵族）——国家（国王）”的关系。秦晖讲的中国的“周秦之安”是削弱了贵族，除掉了贵族这个中间隔层，无数的小共同体（家族）被官僚制整合进大共同体国家之中。社会组织向西极分化，一极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极是底层无数的家庭或家族。虽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中间组织，但作用有限，一般是辅助性的。

——摘编自丛日云VS秦晖：《走出帝制和人的现代化》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发展成熟，是中国古代审计发展的巅峰。比部设于刑部之中，与财政部门完全隔离，财审分离彻底，拥有司法权并配备多位专门的官职，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得以保证。三省六部制的完全确立优化了官僚体系的内部控制，皇帝也重视比部审计，就连皇室用度都要经过比部勾检。……两宋官制，职官分离，与前代有很大的区别。宋初围绕中央集权进行了不少革新尝试，试图在中央机构内部建立起财计管理与财计监督两套班子，进行更直接更经常的审计监督。北宋时，天下财计归三司（亦称三部，即盐铁、度之、户部）三部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还设有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审核军费支出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审计职权较前代分散，并且这种财审合一的内部审计体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难以确保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吕品：《从国家审计演变看古代中国国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