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书院的发展在南宋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书院教育作为一种有组织、制度化的私学体系在宋代正式形成。南宋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为白鹿洞书院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书院规章制度，也被称为学规，后来成为历代书院共同依据的范本。《揭示》强调：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名声，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朱熹认为书院教育的根本方针是实施“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实现上述教育方针，朱熹又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将德育置于教育首位的主张，为南宋学者和教育界所认同。以德育人为主旨的书院教育引发了宋代教育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使宋代教育达到了很高水平。
——摘编自刘佩芝、冯会明《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材料二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不久，谈及了改革北大的初步构想。他把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学制、课程等“学课”的“凌杂”，另一是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他一入北大即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蔡元培认为“学”（学理）与“术”（应用）虽然“关系至为密切”，但因为“习之者兴趣不同”，要区别对待。“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
——摘编自娄岙菲《蔡元培与北大校风的重塑（1917﹣1918）》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并简要评析其教育主张。(2)根据材料二，概括蔡元培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改革北大带来的影响。
材料在中国古代这样漫长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及的那段时期，即从陶朱公“三致千金”之时起（陶朱公即春秋末期范蠡），到汉武帝行算缗令、“中家以上大抵破”时止，上下三百数十年间的商品经济大跃进。另一个高峰是大约从唐开元前后起，到宋代末叶止，上下也达三百数十年。前一个高峰时期的大宗商品是盐铁，所以大跃进过后便出现《盐铁论》那样的名篇，后一个高峰时期的大宗商品以茶叶最为突出，所以当其在市场上异军突起之际，便有《茶经》那样的专著。
——摘编自李埏《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观点加以评析。（要求：赞同或质疑均可，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内藤湖南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