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二马克思说过，“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宋代中下属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在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饮食业发达，新的服务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如租赁业、即店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大众文学发展，繁荣了文化市场。城市里的瓦子、勾栏是大众艺术的场所，平民百姓在这里尽兴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又欣赏自己阶层的艺术。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镇居民的消费意识》

材料一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二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三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一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阀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材料二   唐晚期及以后的家族组织逐渐褪却政治色彩.恢复了本来面貌。除供子弟读书科考外，不再追求整个家族的政治利益，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通过严密的家族组织系统和家族法规，履行着对外保护、赈济互助、开办书院等职能；通过宗谱义庄等凝聚宗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族学强化家族能力，促进家族长久繁荣。宋以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其成员必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为笼络族人不离散，聚族而居，并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增强血缘向心力。在聚居下的兄弟分家现象尤为普遍，别立户籍，平均每户5口左右，由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小家庭。

——摘编自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

材料一 唐代社会上层极重择婚时的门当户对，世人多以能与世家大族通婚为荣。旧士族之间互相通婚，门第低的人家往往要付出很高的“陪门财”抵消门第差距，以致唐太宗时下诏限定“陪门财”。唐朝人的贞节观念比较淡漠，不仅有和亲政策下的异族通婚，妇女再嫁也十分普遍。唐代公主中再嫁者23人，其中三嫁者4人，民间拘束就更少了。

——改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出于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择偶不像以前那样重门阀世族，官僚择婿更看重金榜题名之人。婚嫁论财的社会观念盛行，厚嫁之风成为惯例，富商娶宗室女的现象司空见惯。宋初尚允许妇女再嫁，南宋后社会对妇女道德诉求则日趋严格。

——改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