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取士不问家世、家族谱牒寝废、社会风气不同于前代等现象，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唐宋变革说”。这学术命题迄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最早明确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他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但是刁培俊在《“唐宋社会变革”假说的反思与区域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一文中指出，“唐宋变革说”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研究范式。虽然有变化，但并非所有事物均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断裂式“变革”。实际上，唐宋之际有三个根本性的领域是延续和深化的：第一，从社会经济史领域着眼，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下，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是延续和发展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吃喝穿住等家庭日常生活，变化无多。第二，在政治体制方面，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等级授职制总体上是走向深化的；政治系统内虽因科举大盛而产生了社会流动，但就官僚队伍的整体构成而言，由荫补人官者（官僚世袭）依然占据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大多数，唐宋两朝并无本质的区别。第三，在思想文化社会领域，独尊儒术的状况也不曾在根本上发生改变。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或在南北朝、唐、五代时期受少数民族影响较多，礼崩乐坏。入宋后，经过儒士们的努力，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基本返回到中唐以前的传统之中，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两宋不断增多的读书识字群体的传布而更加深入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