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打破了唐时“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到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间阅”。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芸《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材料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价,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二则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对于唐宋变革的社会性质,日本学者认为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宋元社会发展进入“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而国内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以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

——摘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