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化曾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宋代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宋代广泛推进农业生产，大力开垦荒地，为文化兴盛创造了基础，哲学、史学、诗词、艺术诸方光耀百世。由于宋代的政策使然，宋代的科举制度使得许多民间百姓有了机会入仕和参政，所以许多画家纷纷出山，进入朝廷。宋代成为历史上宫廷绘画最兴旺最活跃的阶段。文人学士把书画视为高雅的精神活动和文化素养，并对绘画提出鲜明的审美标准，在创作和理论上都开始形成独特体系。社会、宫廷、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绘画创作各具特色而又相互影响，使宋代绘画在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出现群彩纷呈、多方面发展的局面。其中最有建树的是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耕织图》。

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运动，对人们的思维、生活、饮食、绘画以及音乐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是文化的变化。这包括了人的感观，人的信仰，人的欲望以及人的世界观。这时期的作品都要求打破封建神权，打破封建的禁欲主义，打破封建制度对人精神甚至肉体的封锁。在美术方面，达芬奇总结了15世纪艺术家的研究成果，在绘画构图、明暗、透视、色彩等方面都有所简述。

——摘编自吉媛媛《试论中国宋朝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成就》

材料一   北宋前期，为了维护扬雄的道统地位，不少士人积极为扬雄颂莽辩解。北宋中期，王安石一派积极为扬雄仕莽寻求儒家义理上的合理性解释。赵宋南渡后，由于塑造王安石乃北宋灭亡罪魁的意识形态需要，以及现实政治局面急需强化忠节观念，扬雄和冯道一起成为士人批判失节现象的标靶。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书“莽大夫扬雄死”，扬雄“莽大夫”的身份被确立下来。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既表现在对扬雄和冯道这样负面人物的否定上，也表现在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正面人物的再发掘和新诠释上。

——摘编自郭畑《从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看忠节观念的强化》

材料二   清廷“崇朱”，注重纲常伦理，“忠节”作为其中核心范畴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方志中受到高度关注。清代的安庆方志无论府志还是县志，均设有“忠节传”，且“忠节”人物数量也较明志有较大幅度增加。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传”虽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需要，但更多地让渡于凸显“忠节”主旨的要求，“忠节”事迹的书写则越来越简略。考察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忠节”篇所载“忠节”人物，基本都是反抗张献忠等部或流寇土贼，而不是对抗清政权。再如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所录61位明人竟全部是明末“忠节”者，甚至为突出明末“忠节”者，连著名人物左光斗都不再记载。

——摘编自周毅《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材料

米芾（1051-1107），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同其他三人一样，米芾也曾入仕，也吟诗作画，但他“一日不书便觉思涩”，堪称纯粹的书法家。米芾与苏轼的初交可以追溯到宋神宗时期。米芾《自叙》所谓“遂并看法帖，入魏晋平淡”，便是听从东坡的忠告而改变了书法的风格。元祐二年（1087年），米芾参加了以东坡兄弟为首的“旧党”人士聚会。这也许是米芾与黄庭坚的交往之始。米黄二人交好，在评价彼此的书法时，也是直言不讳，大相异趣，绝非无原则的丑诋。米芾“集古字”是想要“自成一家”，而为获黄庭坚所认可。米芾在评判黄庭坚的草书时也以一已所好加以责难。宋徽宗崇宁年间，米芾在书画学博士一年，出入宫禁，受宠若惊，矫情希旨，近乎装疯卖傻。晚年的米芾以穷改节，曲意逢迎，留下了人格上的污点，但米芾与苏黄的结交也留下了君子之交的佳话。

——摘编自曹宝麟《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

西游故事的流变

小说《西游记》是以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为蓝本，融合其他民间传说或人物传记，经过文人不断地修改创作而成。

——摘编自李雯《〈西游记〉故事流变及传播研究》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摘编自李兰《宋代女性文学成因及价值探析》等

材料二   宋代将女性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风尚盛行。如词作品中描写最多的便是女性，这与宋代歌楼酒肆业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同时，词的婉约性决定了它更多地以“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为描写对象。除此之外，宋代文学中还有较多女性形象塑造的是话本小说。它对市井小民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她们努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独立的人格，其经典形象深入人心。

——编自杜少静《浅析宋代女性与文学之关系及其产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