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前期，为了维护扬雄的道统地位，不少士人积极为扬雄颂莽辩解。北宋中期，王安石一派积极为扬雄仕莽寻求儒家义理上的合理性解释。赵宋南渡后，由于塑造王安石乃北宋灭亡罪魁的意识形态需要，以及现实政治局面急需强化忠节观念，扬雄和冯道一起成为士人批判失节现象的标靶。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书“莽大夫扬雄死”，扬雄“莽大夫”的身份被确立下来。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既表现在对扬雄和冯道这样负面人物的否定上，也表现在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正面人物的再发掘和新诠释上。

——摘编自郭畑《从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看忠节观念的强化》

材料二   清廷“崇朱”，注重纲常伦理，“忠节”作为其中核心范畴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方志中受到高度关注。清代的安庆方志无论府志还是县志，均设有“忠节传”，且“忠节”人物数量也较明志有较大幅度增加。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传”虽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需要，但更多地让渡于凸显“忠节”主旨的要求，“忠节”事迹的书写则越来越简略。考察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忠节”篇所载“忠节”人物，基本都是反抗张献忠等部或流寇土贼，而不是对抗清政权。再如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所录61位明人竟全部是明末“忠节”者，甚至为突出明末“忠节”者，连著名人物左光斗都不再记载。

——摘编自周毅《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

材料一

宋代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划时代的变化，与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相一致，宋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俗文化的兴起。代表市民阶层文化的市民文艺，如以歌舞伎艺、表演伎艺、说唱伎艺为主要门类的百戏伎艺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俗词、话本、戏曲、杂剧等通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雅文学。宋代描写市民情感的白话小说，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叙述，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通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社会各阶层都卷入了俗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中，从宫廷中的御用文人到一般文人士大夫，以至民间下层，纷纷涉足俗文学领域，借助俗文学的这种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感。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

材料二

宋代俗文化的发展繁荣，首先与宋代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的变革，社会流动的加强，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促进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相互交融。北宋的社会比较稳定，在工商业大发展的背景下，都市逐渐变得繁荣昌盛．市民阶层扩大，与之相适应的一些勾栏瓦舍也开始出现，出现了大量的可供市民娱乐休闲的场所。

——摘编自赵彩彩《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与原因探讨》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