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北魏起居注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太和十五年设置起居注令史。它既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摘编自：曹刚华、刘欣宇《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材料二 起居注在明代经历曲折发展历程。明初为初设与调整阶段，洪武中直至宣德年间起居注之职逐渐废止，万历年间得到恢复并延续至天启初。其官职设置变迁取决于皇帝、阁臣意志，职责履行也在二者控制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其职能因为皇权、阁权的压制而处于废止状态。明初设置起居注官，专门负责记注起居，随后其职责部分由他官兼任，万历年间起居注之职由翰林院官员兼任，更类似于差遣而非正式职官。明初的起居注曾短暂负责编辑史事，万历年间不仅要记录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还承担编撰史书的任务，二者逐渐合而为一。起居注记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君主言动的据实直书减少，主要是诸司章奏的编辑整理。
——摘编自：鞠星《论起居注制度在明代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起居注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起居注制度在明代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明初的官僚体系内，有些是召自元朝归附的旧吏，元末时的官场贪污腐败之风和种种恶习随之袭来。朱元璋决心“革前元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洪武元年，朱元璋告诫来朝见的府州县官：“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胶人以肥己，尔等戒之。"在洪武朝陆续编定《大明律》和《大诰》，还先后颁布《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为政要录》等敕令。他说：“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
——据周谷城《中国通史》、张丕显《论明初吏治改革》等整理
材料二 据《明史》记载：“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朱元璋还建立“皮场庙”，即在各府州县和卫所衙门左首，都设立一座庙宇，既用祭示土地神，又作为对贪腐官吏剥皮场所；他还“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亲自编定的《御制大诰》三篇颁示天下，其中多是重惩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他还规定，凡贪官恶吏，允许民将其“绑缚赴京治罪”。“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摘编自张丕显《论明初吏治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朱元璋整顿吏治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整顿吏治举措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明代的监察制度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它独立于中央各部和地方政府，形成了皇帝对整个官僚系统的全面监控，大致包括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和地方监察制度。监察机构的监察范围广泛，上至官府，下至民间，包括行政、司法、军政、财政、教育，甚至思想和学术领域等，都在监察之中。同时为了保证监察机制的规范运行，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监察立法活动。例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前后相继出台了《宪纲总例》《纠劾官邪规定》《出巡事宜》《巡抚六察》等一系列监察法规。
——摘编自李丽《试论明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二 198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行政监察机关的通知》，各地随即设立了省（区、市）、市（地、州、盟）、县（市、旗、区）三级行政监察机关，有的地方在乡、镇也设立了行政监察机构。从监察对象来看，《行政监察条例》《行政监察法》出台后，明确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从领导体制来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这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和反腐败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演进趋势及改革目标》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种监察制度的共通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监察制度产生的不同影响。你从中得到了哪些启示？
材料一 明初，丞相被废除后，朱元璋为处理纷繁国事，于是仿宋制设股阁大学士作为顾问。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任命解缙黄淮、杨荣等七人入值文渊阁，参顸机务，内阁作为一种制度开始出现。然而其品秩不过五品，均挂街翰林而无公开身份。从性质来说，近于皇帝的顾问和机要秘书。后来，阁臣地位逐渐上升，获得替皇帝草拟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明宣宗以后，皇帝大多懒惰，疏远内阁，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掌握了批朱权，权势日盛。
材料二 雍正继位之后，为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军需房后改为军机处。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而且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太监都不得在侧，他们办事的值房，都有严密的防范。军机处不设衙门，不颁发关防，不准独立发文和直接指挥各级军政部门，一切重要文件均应以“军机大臣奉上谕”“军机大臣寄信”等形式下达。
——摘编自张飞燕《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
材料三 英国责任内阁制大事纪（部分）
| 时间 | 内容 |
| 18世纪初 | 威廉三世往往召集枢密院中的部分亲信在一个密室里开会商讨国家大事。 |
| 1714年 | 德意志汉诺威选侯乔治一世继承英国王位，他不懂英语，不熟悉英国的国家事务，因此不再参加内阁会议。 |
| 1721年 | 罗伯特·沃尔波尔出任首席财政大臣并经常主持内阁会议，开创了多数党领袖任首相并组建内阁的先例。内阁总揽国家行政权力并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正式形成。 |
| 1742年 | 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失去下院多数的信任，被迫率内阁全体辞职。此后，“内阁失去下院多数信任必须辞职”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 |
| 1784年 | 首相小威廉·庇特下令解散下院重新选举议会，得以继续主持内阁17年，责任制内阁进一步发展。 |
(1)根据材料一、二，阐述明朝内阁制与清朝军机处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18世纪英国内阁制出现的变化。
材料 在传统社会，财政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统治者的政权，为政权相关服务人员提供薪俸。这些由国家财政支付薪俸的人员，被统称为财政供养人员。财政供养率是指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率，它是探讨政府运行成本是否合理的重要视角。
16世纪明朝财政供养人员主要包括文官、吏员、武官、廪膳生员、太监和宗室人员（明朝后期被供养的宗室人员数额尤其庞大），按最低数额估算得出，当时的财政供养率为1：657。大约同一时期的英国都铎王朝，财政供养人员大体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在王室内部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人员，二是为国家服务的高级官员，共约800余人，财政供养率约为1：1977。彼时英国受国王财政自理原则的影响，要求英国王室财政收入划分为王室领地正常收入和议会授权的税收两种，限制国王的收入和供养人员。最终，两国不同的财政供养影响了两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摘编自张殿清、王玉亮《社会转型视野下的16世纪明朝财政供养率研究——兼与英国都铎王朝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世纪中英两国财政供养的不同之处，分析明朝财政供养不同于英国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6世纪中英两国财政供养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材料 方孝孺（1357—1403），明初著名政治家，天资聪颖，自幼受到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对圣贤事迹神往向学。其父方克勤为官以民生为念，恪尽职守，广受好评，其侍父宦游，深受言传身教，方孝孺曾被举荐给朱元璋，未受重用。建文帝即位后，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凡军国大事，都必定征求他的意见。他欲尽复三代之治，把理想变为现实，辅助建文帝省刑、减赋，更定官制，锐意文治，力图改变洪武以来严苛峻急的统治政策。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有谋士特意对朱棣提到“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应允不杀方孝孺。攻下南京后，朱棣召见方孝孺，令其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而被诛，他下令藏方孝孺之文者罪至死。但明中叶以后，方孝孺的文集被一再刊刻传诵。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方孝孺被建文帝倚重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方孝孺的改革及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