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代行省辖区辽阔，权力颇重。行省高级官员多是蒙古、色目与汉人交参任用，并使用圆署会议制，由左丞相、平章等六七位官员共同商议，“事从公议”。行省的军权由丞相、平章掌握，而财权则另有专官。专官各司其职，甚至“出入不复关闻”长官。行省治下的路、府、州、县官员的任用、迁调、考课由吏部和枢密院负责。元代又置江南、陕西行御史台和二十二道廉访使，对行省官员有弹劾、按问之权。在行省区划上，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使各行省无险可守且北向门户洞开。时人曾评论说：“方伯（行省）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而后行。”
——摘编自朱寒冬《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特点发微——读〈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明成祖时期，为协调地方事务，开始派遣都察院的都御史、御史担任巡抚。巡抚可以监察地方，同时也处理朝廷指派的其他事务；事毕还朝。明朝中后期，巡抚已经“总领一方，凌驾三司”，职权扩大到军政、民政各项事务。同时，巡抚又“带风宪之衔，不独地方利弊可言，即朝廷大政无不可入告”。朝廷也逐渐允许巡抚开府建衙，携带家眷常驻地方。此后，巡抚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地方官员的利益，对地方的监察职能逐渐减弱。到了清代，督抚制度完全固定下来。
——摘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行省“不敢专决大政”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督抚制度演变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督抚制与元代行省制的相同作用。
材料 明初实行卫所武官、兵役世袭制。都司、五府的武官不能世袭，由卫所世官积功升调。武官的除授贯彻功绩制原则。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廷定武举三年一行，与文举规则类同。武举既有卫所武官参加，又允许军民人等报考。武举骑射九中四、步射九中二即合格，录取与否、具体名次主要取决于策论。尽管策论依据武经等书，但出题、阅卷者均是文官，尤喜能附会儒家思想的题目。武举会试录取额数从弘治十七年的35名发展到明末达200名。武举在低级将领选除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明后期武举的实际地位已超过了世职，甚至可超用为中高级将领。
——摘编自曹循《明代武举与武官选任新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武举制度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明代武举制度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