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北魏起居注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太和十五年设置起居注令史。它既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摘编自：曹刚华、刘欣宇《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材料二 起居注在明代经历曲折发展历程。明初为初设与调整阶段，洪武中直至宣德年间起居注之职逐渐废止，万历年间得到恢复并延续至天启初。其官职设置变迁取决于皇帝、阁臣意志，职责履行也在二者控制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其职能因为皇权、阁权的压制而处于废止状态。明初设置起居注官，专门负责记注起居，随后其职责部分由他官兼任，万历年间起居注之职由翰林院官员兼任，更类似于差遣而非正式职官。明初的起居注曾短暂负责编辑史事，万历年间不仅要记录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还承担编撰史书的任务，二者逐渐合而为一。起居注记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君主言动的据实直书减少，主要是诸司章奏的编辑整理。
——摘编自：鞠星《论起居注制度在明代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起居注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起居注制度在明代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明初的官僚体系内，有些是召自元朝归附的旧吏，元末时的官场贪污腐败之风和种种恶习随之袭来。朱元璋决心“革前元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洪武元年，朱元璋告诫来朝见的府州县官：“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胶人以肥己，尔等戒之。"在洪武朝陆续编定《大明律》和《大诰》，还先后颁布《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为政要录》等敕令。他说：“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
——据周谷城《中国通史》、张丕显《论明初吏治改革》等整理
材料二 据《明史》记载：“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朱元璋还建立“皮场庙”，即在各府州县和卫所衙门左首，都设立一座庙宇，既用祭示土地神，又作为对贪腐官吏剥皮场所；他还“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亲自编定的《御制大诰》三篇颁示天下，其中多是重惩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他还规定，凡贪官恶吏，允许民将其“绑缚赴京治罪”。“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摘编自张丕显《论明初吏治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朱元璋整顿吏治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整顿吏治举措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明太祖实录》 初修于建文元年正月“靖难之役”起兵前夕，书成于建文三年（1401 年）十二月，燕王夺位之前夕，大略与“靖难之役”相始终。“叶惠仲等修《太祖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建文四年（时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此距燕王夺位仅三月，而距建文一修成书不足一年。书文将其中触犯忌讳之处作删改增订，歌颂朱棣“靖难”之功，以图自解于天下后世……《明太祖实录》强调事直文简，理明义彰，对典章制度记述尤为详明，这是史官们囿于封建正史编修传统之必然结果。
——改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二明朝官方史料《奉天靖难记》《太宗实录》中都明确记载南京陷落之际，皇宫大火，建文帝朱允炆自焚而死，朱棣（太宗）将其厚葬。不过，当时也有很多建文帝逃亡的说法。康熙年间，修撰明史的史官分为两派，一 派参照实录主张“崩死宫中”，另一派则主张“逊国出亡”。“自焚说”与“逊国说”两派相持不下，主持者王鸿绪最终采用“自焚说”。但是《明史》成书后，对建文帝最后行踪的记载是“宫中火起，帝不知所踪”，下文中又作补充“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摘编自《明史》等资料
(1)据材料一指出《明太祖实录》的史料类型，并分析说明《明太祖实录》的编纂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清时期有关建文帝“自焚说”与“逊国说”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