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因及其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明初禁止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但鼓励外国以朝贡的形式前来中国进行贸易（史称朝贡贸易），这种贸易规定了贡期、限制船数、限制人数、限制商品数和必须拥有勘合者方得朝贡。1540年后，中国经济朝市场化快速发展，亟需白银作为货币，民间走私贸易因而兴起，福建漳州、泉州和广东、浙江的海商纷纷前往日本贸易。明代中国向西属菲律宾输出的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军需品，生丝和丝织品，中国输入马尼拉的约有9成以上为丝绸，丝绸种类繁多且品质不一、中国商品的价格极具竞争力，中国运回的几乎都是白银，这导致母国的丝织工业家强烈要求西班牙政府对中国丝货输入西属美洲加以限制，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和母国的丝织工业。
——摘编自李隆生《明后期海外贸易的探讨》
材料二 曾留学美国并当过买办的容闳在1867年拟定了一个“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由应宝时转呈曾国藩，再转致总理衙门。该章程强调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章程大致模仿外国轮船公司及其在华经营的方法。此后，官民都开始准备投资航运。第一个以华资名义经营的轮船航运企业，是李鸿章在上海正式成立的招商总局。李鸿章任用朱其昂、朱其诏兄弟筹组招商局，他们虽是以沙船为世业的淞沪巨商，但因属旧式商人，在招股集资中缺乏号召力，招股活动几乎“无人过问”。最初筹集的资本包括官款在内，实缴不到20万两。在企业经营方面，由朱其昂所购之船，不是“船大而旧”，就是“舱通而小”，而船只“购买价值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舱尤贵。”
——摘编自张赛美《上海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海外贸易的特征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海近代轮船业兴起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郑和西航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止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十次，历时20多年、最远到达红海海口和北非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郑和能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航，原因有以下数点：宋元以来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大为发展，海船建造技术与航海技术大为提高，海外地理知识日渐丰富；明朝经济经过洪武年间的恢复和发展，到永乐年间已进入极盛，为海外航行创造了物质条件；明太祖时国家初建，主要致力于国内的励精图治，明成祖时则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要求扩大对外关系，以远播声威，招致朝贡。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清朝原有的由礼部和理藩院处办理对外事务的机制，根本无法满足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关系的强烈要求，传统的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体制被打破。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成立。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不但包括打通对外交流、通商等等，凡与和洋有关者，比如修建铁路、开矿办厂，购买机器、船炮、枪械，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管理关税等，皆归其管理。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王朝的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总理衙门的设立，改变了中国过去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局面，使中国有可能步入国际外交轨道；再次，总理衙门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专门外交机构的政治体制格局；最后，总理衙门还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的通例和自己的国情，确定了中国的国旗，国歌，使中国不再以王朝而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郑和下西洋的有利条件，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历史评价。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近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变化。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淅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
在倭寇长期为患之时，明朝军队中涌现了执倭名将戚继光。他鉴于卫所军有不习战阵的弱点，恳请获准后亲赴“俗称剽悍”的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组织训练一支3000多人的新军。他治军有方。教育将士要杀贼保民，严格军事训练，搏演自己创制的鸳鸯阵。戚继光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镜和“佛朗机”炮，从而使明军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由于新军将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倭寇梵掠渐东，他率军在龙山大败倭寇、继之在台州地，扫平渐东。次年率6000精兵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今宁德东北)的老巢。嘉靖四十二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卫。次年春，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福建倭患遂平。嘉靖四十四年又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倭患完全解除。
抗倭斗争的胜利，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其他抗倭将领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在剿倭战争中，威继光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其苦，严格要求士兵，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相体；在战略战术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进攻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中积极主动而不是机械地死守，在防御中伺机反攻。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鸳鸯阵”。发辉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机动，灵活、严密的作战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是戚家军屡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也是戚继光和戚家军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摘编自《威继光评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倭寇之患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戚继光抗倭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