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了梁启超先生的“三个中国”说，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材料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交涉者。惟苗种诸族类而已。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

——摘编自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国家观”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鸦片战争前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国家观”概念。近代以来，战争敲开了禁闭已久的国门，也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开始逐渐萌发并传播。有识之士并没有沉浸在国将不国的悲痛中，而是积极唤醒国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权和主权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官员也开始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法内容。1898—1912年是清政府大厦终倾、中华民国日出东方的时期，是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在废墟上建立的时期。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新生政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国家主权，意味着我国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

——摘编自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898—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