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朝君臣最初没有条约观念和意识，考量条约关系的参照物，除天朝体制意识之外，主要是中国古代的盟誓实践。在遭受一系列武カ打击后，他们被迫接受强权政治下的国际关系秩序，同时从国际法角度对近代条约有了新认识。甲午中日战争后，一些人主张借助国斥法体系、维护自己的权益，认为国际公法存在弊端、但两害相较取其轻。薛福成指出，“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则可以弭有形之衅。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但中国当今国势衰弱、“若势有不逮，曷若以公法为依归，尚不受无穷之害”。御史陈其璋奏请“与各国订明同列万国公法”，将国际公法与中外条约联系起来，认为”条约屡换，而每事吃亏，指不胜屈”，其原因在于未与各国订明“同用公法”。他主张政变传统观念，"与各国立约”“嗣后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一切事件，均照公法而行”。

——摘编自李育民《晩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

材料二   1900年年末，部分留日学生创建了一个名为“译书江编社”的学术翻译组织，其宗旨是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法政知识。他们翻译的作品被刊载在《译书江编》这一杂志当中，这其中也不乏国际法学作品。“国际法”一词在《译书江编》这一杂志中首次亮相，尤其到1：2年汉语世界的传统“国际法”发生了爆炸式的变迁，这一年也首度出现了中国人自己据写的国际法学术作品。在1902年第1期的《译书汇编》中，我们见到留日学生行诸文字，开了对国际法的首次正式讨论。

——摘编自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